金融時報精選》「封城」救命卻傷害生計...經濟學家：數據算給你看，絕對值得

COVID-19疫情蔓延，多國採取封城措施，封城是拯救了人們的性命，但也破壞人們的生計，值得嗎？有人指責我漠視折損生命的成本。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的工作就是思考這些權衡取捨。

有三個面向可以思考。首先，需要一個擺脫封城的方法，一個比川普說的「總有一天它會奇蹟般地消失」更好的方法。提升應急能力、發現更好的治療方法，加強篩檢和研究抗體，這些都可能是解決方案；長遠來看，當然還有「疫苗」這個選項。

其次，封城的經濟成本應該要和其他政策的成本相比，而不是與一個病毒不存在的情況相比。

第三，生命的價值不是一個可以議論的話題。這星期，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當我寫下這篇文章的同時，聽說一個我深愛的家人也即將結束他的生命之旅。他們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一樣，都是無價的。

然而，無論我們多想忽視這個問題，它仍然懸在心上：這一切值得嗎？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花錢拯救人命，修建消防站、實施安全法規、資助醫學研究。總有一些時候，我們覺得已經花夠多錢了。我們不喜歡思考這個問題，但與其不經過大腦就行動，還不如多想一點：我們願意犧牲經濟上的「什麼」，去拯救一條生命呢？

1950年一項美國空軍的研究迴避了這個問題，他建議採用一種自殺式的軍事戰略，將飛行員的生命價值幾乎貶為零。其他早期研究，嘗試用一個人「早逝」所造成的收入損失，來衡量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但這會讓退休的人（沒收入）變得一文不值。而每一個兒童的死亡「值多少」？端看他能否被另一個新生兒取代。

已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對上述這種謬誤不以為意。他想像自己身為一個可以養家糊口的人，不幸去世了，他的家人會想念他，也會想念他的收入，他不確定家人會更想念哪個，但假如他在年邁時離開人世，就沒什麼好討論的了。

應該要有更好的方法來衡量這些選擇，但是該如何辦到呢？

謝林建議，不要執著於計算生命的價值，而是關注避免死亡、降低風險的價值。一條人命是無價的，但我們的工作告訴我們，以統計概念來看，一個生命不是無價的。

工程師霍德（Ronald Howard）提出了一個單位「Micromort」，也就是百萬分之一死亡風險。毫無疑問地，我們透過不斷衡量死亡風險，決定一個決策是否值得。每個行為決定都存在矛盾和盲點，降低風險雖然不是全部，卻仍然很重要。

我們投票支持那些重視人民生活的政府。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估計，以當日的貨幣計算，一個人的統計壽命價值為1000萬美元，也就是一個Micromort價值10元美金。

我提供的數字都是約略的整數，COVID-19有太多不確定性，不太可能精準計算。但假設該病毒有1%的致死率，那它的流行就是1萬Micromort的情況。被感染的風險是分娩致死風險的100倍，是騎機車環遊世界造成意外風險的2.5倍。對於年老體弱的人來說，風險又更大。按照美國國家保護局，一個Micromort價值10元美金的標準，花10萬美金來預防COVID-19感染是值得的。

不需要用複雜的流行病學模型預測，只要想想，如果不採取嚴格的措施阻止病毒傳播，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可能會感染病毒，假設死亡率是1%，也就是說美國會有200萬人死亡，英國有50萬人死亡。

如果美國的經濟封鎖可以拯救多數人的性命，而且花不到2兆美元，似乎是物有所值（相較於國內生產總值減少20%，造成約1兆美元的損失）。有些人可能會對這個數字錙銖必較，認為有些人原本就病重，染疫後死於其他原因，或許COVID-19沒有那麼危險。但是在許多人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我們應該付出代價來保護他們。

另外，我們也要銘記一件事：犯錯的風險。人們難免會犯錯，為了控制疫情而採取的措施，可能會對人們的生計造成損害，但萬一我們放過病毒，讓許多人失去生命，面對大型流行病，後者會比前者更難修復。

對抗流行性疫情需要犧牲經濟，並沒無限上綱，總有一天也會結束。如果現在不做，什麼時候要做呢？

責任編輯：張庭瑋

核稿編輯：林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