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瓦茲，多麼陌生的名字，他創造了使用網路的人都知道的程式——Linux。 美國加州矽谷的VA Linux公司九日首次公開發行股票〈ＩＰＯ〉，收盤時以上漲七三六％作收，創下有史以來ＩＰＯ首日飆漲紀錄。 托瓦茲不過二十九歲，寫下Linux時，還是赫爾辛基大學資訊工程系的學生，他說寫這套程式，因為ＰＣ個人電腦的DOS系統讓他「不爽」。寫完程式後，丟給某公司使用，沒申請專利，也不想因此致富，這是赫爾辛基芬蘭人的特質。這種特質在近代文明產生許許多多令人珍惜的記憶。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他一生沒有因為相對論賺了半毛錢；而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泡，他毫無疑問該是全世界的首富，但他沒有。 政治領域中的革命運動者，也是如此。當他們撰寫自己的革命故事時，他們想到的不是專利權、可能獲得的資產或如何營運這些資產做相對的投資以保護其龐大的企業體。革命運動者想做的是，如何將他的故事寫得好，如何讓他的革命運動成功。 西元一九九九年末，人們分享當年托瓦茲「不爽」創出來的公共財。回頭看二十年前 ，我們分享了一群人合起來坐一百年牢，所得到的民主成果。Linux上市漲了七三六％ 。然而，美麗島二十週年，當時的受難者，如今豈只跌了七三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綠島，李登輝總統代表台灣的統治者，向「所有曾為爭取人權而蒙受苦難的人」，表達最深的歉意。歉意來得遲，在台灣歷史上，卻是首次。 這樣的歉意，當然不能彌補任何一個受難者在生命中失去的一個百分點。看看柏楊吧 ！他的漫畫被指控諷刺蔣介石被捕入獄，坐牢期間妻子離開他，一個家就毀了。 很多政治犯曾經告訴我，最痛苦的，不是刑求，不是失去自由，不是在牢獄中物質或精神上的虐待，最痛苦的，是妻離，是子散 。因為當一個壓迫你的人傷害你時，還有足夠的意志可以對抗；但是當一個最親近你的人傷害你時，就是崩潰的時刻。 李敖對坐牢有特殊的智慧和價值。當年獄中不准看報，有天突然可以讀報了，他像寶物一般翻著一疊舊報，其中一天的報紙登了小小的啟事，寫著昔日女友和昔日朋友結婚了，那是他坐牢以來最大的衝擊。從那一刻 ，他開始思考革命和愛情，革命是自己的選擇，不應該讓愛人跟著走上革命的人生。 我所認識的大多數政治犯，他們沒有被牢獄打敗，沒有被統治者打敗，但當家庭破碎 、妻子離開、愛人離開、子女對他們不諒解時，卻是他們跪下來，無語問蒼天之時。 美麗島那一輩的人，我跟著他們成長，聽了太多屬於他們的故事。施明德的妻子等了他好多年。施明德坐牢時，當他看到政治犯的家庭紛紛離散，他對他的妻子可能離開，充滿了恐懼，於是他與他的妻子展開另一種互相攫奪的戰爭，而最終的命運，竟然還是分離。分離的妻子，必須告訴他女兒一個正當性的故事。於是上一代的不幸，留到下一代。施明德出獄後，要看孩子，還得偷偷跑到小學，躲在一棵尤加利樹後，流下眼淚。 今天，施明德告訴別人，要寬恕壓迫者，民進黨的人群情譁然。一方面他們說，統治者對我們的迫害都沒有還，怎麼可以寬恕？另一方面他們說，總統大選中還有當年的壓迫者，如今以改革者自居，怎麼可以寬恕？ 他們不了解，真正受苦的人，如果不以寬恕的心，根本走不出當年的悲痛。現在美麗島那個時代，犧牲越多的人，越想寬恕。犧牲越少的人，越不想寬恕。因為真正受到折難的人，只有在寬恕中，才能重新開始人生 ，而那些沒有真正受到折難的人，可以盡情地活在恨、活在怪罪、活在批判，他們人生的痛還太少，少到可以承載這些恨。 許信良呢？誠如美麗島口述歷史工作者所說的，他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的主角。他們擔心民進黨會說這套口述歷史在幫老許助選 ，卻別無選擇。因為那個時代，每個腳步都跟著許信良的決定走。 中壢事件開啟了民主運動的列車，許信良鼓勵大家組成美麗島政團。余登發事件爆發時，很多人只想抗議寫文章。許信良說，我們不是書生！我們是運動者，我們必須行動 。人們擔心被抓，許信良說，不敢挑戰體制 ，還做什麼反對運動者。於是展開了台灣史上，第一次示威遊行。 在每一個重大歷史的時刻，許信良都身役前線。當時的他，走到哪，萬人空巷。施明德曾經感慨地說，今天很多人看到許信良孤獨的身影，看到陳水扁、宋楚瑜萬人簇擁的場面，二十年前，許信良就是台灣社會的英雄，就是今天的陳水扁。 曾經，許信良的生日餐會賀客盈門，外面是鎮暴部隊。那是中壢事件一週年，他豪情地摸著肚子，許信良三十九歲，擁有當時反對運動者所沒有的社會聲望及實質權力，他可以為老戰友余登發被逮捕而犧牲，為朋友的情，為對抗一個不公義的體制，他可以放棄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位子。施明德曾說，只有革命者，敢挑戰、敢放棄，能取和能捨、能進和能退，且擁有歸於零的胸襟。 我在美國再看到許信良時，他開了一台破車，辦《美麗島雜誌》。陳芳明等人寫稿，地上就睡了一個當年的英雄，截稿時半夜三點，人們把他挖起來，做什麼呢？不是叫他起來精神講話，他當送報工人，將《美麗島周報》放在一台破得不能再爛的車子，開到機場送報。問他為什麼這麼苦？為何不去找個學校當訪問學者，訓練自己的視野，當時每個美國名校都歡迎他。他說，戰友坐牢，他們在監獄一天，他活在心牢中，只有讓自己受苦，以及不斷工作，他才有求生意志。 那時候的許信良在老朋友許丕龍開的故鄉小吃店寫了一句話：「莫笑沛縣小無賴，當年心便輕秦王」。那一代的革命運動者，有他們的粗，有他們的豪爽。回頭看現在的政治人物，那一代領導者風範，更令人懷念。 美麗島政團是反對運動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領導陣容，不幸的是，當他們出獄後，反對運動已經由一群他們的助理及辯護律師掌權 。許信良闖關回台時，當時的民進黨主席公開對美國媒體說，許的闖關是民進黨的「burden」〈包袱〉，那是登在《紐約時報》的文字，我剛到美國，以為自己瞎了眼。 我離開台灣前，反對運動的新生代討論如何看待許信良闖關，有人說，許信良的流亡是不公義的，應就這個議題聲援他。但新生代的領袖卻說，這想法太浪漫了。許信良回台是新潮流的競爭者，絕不可以用英雄儀式歡迎他。 美麗島的領袖再回來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講究如何占位子、如何建地盤的反對運動，革命精神已經淡去許久，雖然他們還說著群眾路線，卻不見得拿來實踐，而大都拿來批判他人，拿來標榜自己道德，拿來鞏固在民進黨內部派系勢力。就這樣，一場革命在統治者的鎮壓，以及反對運動者的派系傾軋與背叛之下，革命的年代結束了。 更可悲的是，美麗島那一輩的人，他們革命情懷與氣魄，絕不只當立委或縣長。他們回到反對運動團體，早已派系林立，內鬥不斷，只能讓彼此在一次又一次的黨主席選舉中，與當年的老戰友們一一決裂。 是歷史抄襲了人類的錯誤，還是人類永遠抄襲歷史的錯誤？ 當年，施明德是最好的行動和協調者，他有辦法凝聚一群年輕幹部，而陳菊是他最好的搭檔，因為她的熱情，不斷吸引年輕幹部 ；姚嘉文是現代化管理者；張俊宏是那麼認真，一步步執行細節的人；陳忠信扮演學者角色；許信良提供革命理論及行動方向。他們組合起來，互相彌補彼此的不足。 當時有名的笑話是，姚嘉文要求《美麗島雜誌》要記帳，老許嚇了一大跳說：「革命還要記帳嗎？」第二個笑話是，呂秀蓮號稱才女，創刊寫了篇很長的文章，而陳忠信號稱才子，將才女的文章從一萬三千多字刪到三、四千字，呂秀蓮穿著高跟鞋到美麗島雜誌社告狀，陳忠信躲起來，許信良替他挨訓一個多小時。許信良說，不要小看陳忠信這個剛從東海畢業的年輕人，這個雜誌社不能沒有理論家，沒有理論的運動不會成功。 我們可以看到《美麗島雜誌》擲地有聲的發刊詞：「我們即將來臨的世代，生機盎然 ，波瀾壯闊，比以往任何時代都來得優秀，但是，因為它的視野太過遼闊，使得傳統遺留給我們的軌道、原則、規範、理想都顯得狹隘，不敷應用。從過去，我們無法找到引導的方向，我們必須獨自尋找、創造我們未來的命運。」 歷史的開創，多麼需要一群特別可愛的人 。我們現在未必不是歷史的開創時期，但我必須說，這個年代，已經太缺少不計自己利害、不論自己位子，只問歷史的人了。 〈楊璧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