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正豪和程泉搞了個兩敗俱傷，遭池魚之殃的是蕭萬長，不但行政院團隊給「看衰」，還被監察院長王作榮砲轟，說是「糟蹋人才」。但媒體也對王作榮有所批評，認為監察院掌握糾正與彈劾權，可以依職權行事，豈可沒事放話。 這個批評是不對的。監察院有糾正、彈劾權，但那是對官府行政疏失與官員貪贓枉法的監察權，王作榮這次扮演的是「諫官」角色。 中國的監察制度源起於西漢，分御史系統與諫官系統，分別由御史大夫與諫議大夫為首。御史其實是實質的「副宰相」，諫議大夫則掌規諫，可參加「廷議」，也可上書皇帝；甚至到了唐代，三品以上官員入閣，都派專任諫官「隨之」，也就是盯人式的隨時規勸。 我們的監察院是取法古代監察制度而來，所以理論上監察委員在行使法定的糾彈權之外，還應具有諫議的功能，對於違法與疏失，監委自應依委員會分工而予以監督、懲戒，對施政風格（包括用人作風）則宜自發性的提出諫議。以此觀之，監察院長對行政院長的用人作風提出批評，應該是恰當的。 東漢時，中書謁者令石顯恃寵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都阿附他。中書謁者令掌握官員能不能見到皇帝的關卡，皇帝昏庸時就有機會弄權，而宰相、副相都拍他馬屁，朝政就糟了。於是司隸校尉（監督御史系統的機關首長）王尊就上書彈劾匡衡與張譚「無大臣輔政之義」，也就是失了宰相的「格」，這封上書惹毛了當權者，皇帝下詔貶他的官，但這時掌軍權的大將軍王鳳出面了，推荐王尊擔任諫議大夫，意味「愛批評，就去當專門批評的官」。 這個故事說明兩個現象：其一，兩漢的監察體系是多元且複雜的，因此維持漢朝的政治風氣，相對於歷朝要好得多；其二，這雖然是一齣政治鬥爭的戲碼，但因為有良好的監察機制，能夠將「人治」的缺點減到最低。 很遺憾的是，中國一直是人治，到今天還是這樣（兩岸皆同），《韓非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條件是「明主」而非「民主」。因此，監察權若僅限於糾正、彈劾等「依法行事」的權力，在昏君時代就不夠用，因此諫官至少能發揮「清議」的功能。 司馬光就曾提出擔任諫官的三個條件：「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拿兩漢的官俸制度來看，部刺史六百石，但要監督二千石的郡守，御史大夫二千石，丞相一萬石，而他們的升官軌跡則是，部刺史幹得好，就派為郡守，郡守再升九卿，九卿優秀者升御史大夫，然後幹丞相。換作今天來看，監委到部長、到監察院長，再到行政院長，經過三、四轉而已。漢代監察系統與行政系統的人才是交流的，刺史為了調遷郡守，除了嚴加監察，還要學習「治體」，以為日後負責行政時做準備。 很遺憾，今日台灣卻不是這樣。原本監委是民意代表公職，改成半官派之後，事事仰承上意，待遇比照部長級，實質上是「散官」，薪俸一高，就不求上進，於是不但不能勇於監察，亦不敢諫議，更遑論「曉知政事」，平時查案只知請各機關送資料，只會做書面審查，決案等於任憑刀筆吏左右。 調查局長一職，原本屬意監委趙昌平出任，王作榮為他抱屈，認為「低」了，就是受薪俸的影響。漢代部刺史六百石、諫議大夫才八百石，能調一千石的官就沒問題了。今天的監委，錢多、事少、不用心，即使調部長，又怎麼幹得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