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曉燕慘遭撕票，人神共憤，民眾對治安惡化的鬱積擔憂，轉成憤怒，猶如火山之爆發，幾乎要將政府震垮。 但是我們的政務官卻忙於推卸責任──大家高喊「治亂世，用重典」，意指立法院不該立法太寬；內政部長說，「綁架案是掃黑後遺症」，意指這是法務部的責任；法務部長說是「假釋門檻太低是問題所在」，意指前任部長的政策不對；而若假釋太寬有問題，則掃黑時允許黑幫自首既往不咎，又是不是縱虎傷人呢？ 官員愈是不負責，人民愈是憤怒。然而，我們還是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動機是推卸責任而「以人廢言」。因為這些「道理」還是對的（只是講的人居心不對）。 先說「治亂世用重典」，當然應該，因為亂世人心不古，道德教化緩不濟急，要想即刻收效整飭治安，一定得用重典。可是用重典的代價是什麼呢？ 西漢有位廷尉杜周，辦案嚴謹、滴水不漏。「二千石」大官押在廷尉的不下百餘人，郡縣官吏到廷尉訊問、作證的一年千餘人。案子大者傳訊證人數百、小者數十；被傳訊者遠至數千里。到了廷尉，服罪者立即下獄，不服者打一頓以後還是定罪。用法之密、用刑之重達到頂點，其結果是逃犯輾轉山林，差一點「治世變亂世」。幸而西漢不全是酷吏，還是有「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這種優秀法官，才能長時間的維持司法公信力。也就是說，治亂世用重典的前提是司法有公信力，人民才會信服公權力。今天台灣有沒有呢？ 再說「掃黑後遺症」，林豐正說的是有道理。掃黑斷了黑道財源，這些人以前開賭場、開電動玩具、販毒、搞色情業，錢太好賺了，一下子抓得那麼緊，又「由奢入儉難」，只好鋌而走險。這是「網開一面」的道理，大家聽得懂，可是當掃黑雷厲風行，大眾叫好，部長在螢光幕前意氣風發之時，怎麼沒想到呢？請別再說「這是陣痛期」，老百姓都陣痛好幾年了，再痛，要痛死了！　　　 再說「假釋門檻」問題。假釋制度的精神，是為誤觸法網，或初犯而知悔改者設計的，不是為所有罪犯（尤其累犯）少關幾年設計的。假釋的認定是個案不同的，不是齊頭平等的。如果假釋者再犯，應該處分裁定假釋者才對。 唐朝有位唐臨，擔任縣丞。有一年大雨水災，唐臨向縣令建議放縣獄中十多位輕刑犯回家照顧家園，並且以自己擔保。然後和「放假」的囚犯約好回監日期，時間一到，全數回來報到，沒有一個逃亡者。 這才是精神所在。雖然是放假，不是假釋，但也只能對輕刑犯為之，重刑犯或累犯，是不行的。 比較令人不解的，是李總統所說，參加巴拿馬運河會議才最重要，因為「我們國家二千一百三十萬人民生命財產，比這個（白曉燕案）重要」。細想之後，總統的意思大概是，爭取國際奧援才能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比一個綁架撕票案重要。 這讓我們想起「曹劌論戰」的故事。當魯莊公說「衣食分享眾人」，曹劌說「小惠未孚（普及）」；莊公說「不亂加薪、不亂擴權」，曹劌說「小信未孚（公信）」；當說到「斷獄力求明察」，曹劌才認為「可以一戰」。 國家安全是建築在「全民一心」之上，而非「大國保護」，不再贅言。君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讎，民之所欲是治安良好，不是巴拿馬會議。如果這一原則不能確立，難道真要大家移民巴拿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