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日在倫敦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會議是否已將世界經濟導引至長久復甦的軌跡上了？答案是沒有。這種會議無法解決各方就出錯原因和矯正辦法所抱持的根本岐異，因此，一如我在上期專欄指出，世界經濟充其量只可能出現非持久性的復甦。非持久性的復甦或許比沒有復甦來得好，但仍嫌不足。 倫敦高峰會有兩項成就：一是屬於廣泛層面，另一則是屬於具體層面。 首先，誠如英國名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言：「寧可動口，不要動武。」有鑒於全世界充斥著強烈的憤怒與恐慌情緒，因此討論本身必定是好事。 其次，G20決定將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的緊急融通資金擴大至原本的三倍，達到七千五百億美元，並增發二千五百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ＳＤＲ，ＩＭＦ的準備資產）分配；這些決議一旦實施，可望援助受創最嚴重的新興國家度過危機。G20並承諾，下次集會將進行更重大的討論：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 關於這點，許多讀者會覺得興味索然，因為大多數的人都相信，當前危機全然是因為英、美及其他部分國家的金融體系疏於監管或監管不當所造成。不過，由於全球總體經濟失衡如此之嚴重，因此很難說光是提高監管標準，世界便不至於落得如此地步。 出自私心　主動提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重新架構國際貨幣體系並非僅徒具歷史價值，亦與復甦的持久力道有關。目前大致上，結構性經常帳逆差國的財政赤字遠高於順差國的財政赤字，這是因為順差國可以輸入逆差國所祭出的大部分財政刺激措施。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預估未來三年，美國國債攀升幅度幾乎將占其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四○％（見圖一）。因此，下一波危機的引爆點，很可能就是市場眼中財政過度舉債的大型結構性經常帳逆差國，其中又以美國可能性最大。果真如此，屆時可能會是國際經濟體系的危急存亡關頭。 有意思的是，拋出這些重大議題的國家正是中國，毫無疑問，中國丟出這些議題有其私心：中國持有的外匯存底大多以美元計價，因此擔憂手中外匯存底的價值；中國不希望因為這場危機而成為被指責的箭靶；中國想要盡可能保有其發展模式；以及，據我猜測，中國想要設法抵抗美國對於人民幣匯率所施加的壓力。 中國總理溫家寶坦言中國對於其龐大外匯存底的資產價值感到擔心。中國外匯存底接近兩兆美元，幾乎是二○○八年ＧＤＰ的一半。想像一下，如果美國政府投資大約七兆美元（同樣相當於美國ＧＤＰ的一半）購買不友好國家的債務，那麼美國人民會怎麼說？中國政府開始察覺到他們犯了錯誤，唉！為時已晚矣！ 勇於陳言　毫不掩飾為高儲蓄率辯護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針對全球金融體系、全球失衡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議題發表一系列引人關注的演說及報告。這些不僅是在陳述中國觀點，也是提出一種思維供國際討論。或許有人不認同周小川的所有主張，但是他勇於陳言這件事本身卻意義重大。 周小川認為，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儲蓄率偏高，反映了民族傳統、文化因素、家庭結構、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階段等多重因素，並指出：「不能簡單的認為通過名義匯率調整可以大幅改變儲蓄率。」此外，他堅信：「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和外匯儲備，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範，」特別是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 周小川堅認，以上這些因素皆非短期內所能改變，並表示：「儘管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但當下並非美國提升儲蓄率的最佳時機。」換言之，美國是該回歸儉樸，但還不到時候。另外周小川也強調，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畫規模在全球位居前列」。 再者，全球累積的龐大外匯存底，從一九九九年一月至二○○八年七月所創的高點為止，共增加了五兆四千億美元（見圖二），反映的是新興經濟體的自保需求。但既然美元是全球外匯存底的主要資產，全球遂仰賴美國的貨幣政策；尤有甚者，基於這個理由，美國又傾向維持經常帳逆差。結果，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固定匯率制度末期（編按：約一九六○年代末、七○年代初）當時所探討的一項弱點一再重演：即關鍵貨幣過量發行；而固定匯率制也於一九七○年代初期瓦解。周小川直指，長期解決之道，就是創造一種「超主權儲備貨幣」。 不能閃避　中國自身必須提高內需消費 這些觀點有許多都很容易反駁。例如，中國儲蓄總額巨幅擴增肇因於企業獲利攀升，中國絕對可以對這些鉅額的企業獲利課稅，從而用於支出。中國政府也可以增加借款：以IMF預估今年中國還有ＧＤＰ三．六％的舉債空間，該國赤字仍然明顯溫和。我們也很難相信如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把ＧＤＰ的一半金額儲蓄起來，或者維持近ＧＤＰ一○％的經常帳順差。 同樣的，雖然國際貨幣體系確實有瑕疵，但它並不是全球大量累積外匯存底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還包括經濟成長的出口依存度過高。儘管如此，周小川認為解決危機的長程方案之一，是創造一種儲備貨幣體系，讓新興國家得以在安全無虞下承受經常帳逆差。發行特別提款權則是達到此目標的一種途徑，而且無須變更全球體系的基本特性。 中國正在設法與美國對話，光是這樣做本身，就已經意義非凡了。不論其出發點有多麼自利，美國的參與確實是嚴肅探討全球體制改革的一個必要條件。不過中國必須瞭解一個關鍵重點：全世界不可能一方面吸收中國在現行經濟發展路徑下，所可能產生的經常帳順差，卻又不致危及世界自身的安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不能企求仰賴如此鉅額的經常帳順差，作為其需求來源，其國內仍必須相對於其潛在產出的成長，持續大幅提高消費才行。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但也可以說非常困難。 不論中國的出發點有多麼自利，美國的參與，確實是嚴肅探討全球體制改革的一個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