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投絕食運動，我想從兩岸問題層面切入，嚴肅探討公投背後盤根錯節的問題。未來主導兩岸發展有幾項重要變數：包括ＴＭ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美國如何思考「中程協議」以及台灣如何處理公投問題。這三個問題，都可能使兩岸關係走向政治甚至於軍事衝突。 在立法院前為公投絕食的人群中，有立委、也有對台灣社會歷史過程中付出過重大貢獻者。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在一九七○年代便提出自決宣言，把台灣歷史主體性清楚從中國版圖中標竿出來，蔡同榮委員則是在一九九○年波羅的海三小國公投獨立後，開始鍥而不捨地在台灣推動公投。他們的精神令人尊敬。 但是，當歷史走到了今天，公投是由掌握立院七十席次這樣重要的民進黨出來推動，並且訴求的層次是立法院立法、甚至國大修憲時，這個問題已不再只是像當年一樣如何凝聚台灣人民對歷史主體性？如何界定台灣在國際政治版圖中應有的權益而已。我進一步思考的是，它對國際政治、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為何？它在一個代議士政治體系中的功能又是什麼？ 這些問題，在這次的公投絕食運動中並沒有被認真回答，反而是反映了幾個重要現象。其一是陳水扁市長前後莫衷一是的立場 ，有人說他是「政治魔術師」，所有意見都隨著他個人的權力需求而搖擺。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政治現象，除了批評政治人物對嚴肅的國家問題沒有深刻思考、沒有一貫立場外，還有幾個面向更值得台灣社會去面對。 相較於陳水扁，許信良兩年前身為黨主席，雖然不得不接受公投入憲的立場，但他當時的政治目的，主要是迎合陳水扁逼退國民黨在總統選舉制度中主張的絕對多數制。兩年後許、陳決裂，他覺得公投是非常危險，國際政治局勢不容許。 從許、陳兩人，對照出所有台灣政治人物的共同困境。每個政治人物在相關台灣國家體制的主張時，都得同時面對三種對象：分別是黨內同志、黨外的台灣社會以及國際社會。取悅一方，可能就得罪他方。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取巧地找到同時取悅這三種人的立場。陳水扁不能，許信良不能，宋楚瑜不能，就連李登輝也不能。 公投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政治人物的定位，從中看出他們對自己的期許，以及他們要成為取悅哪種對象的領袖。陳市長的「搖擺」或許呈現的是他對自己的定位困惑。因此，他時而要求公投入憲，時而反對，兩天前不贊同，兩天後高度肯定。在我的眼中，他陷入一個既想要滿足黨內，又想訴求社會的困境。 今天我們談到公投，其實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國家體制入憲的部分；一個是公共政策立法的部分。 首先就入憲而言，公投與國際政治有絕對的關聯性，因此，許信良說現在公投台灣前途會帶來國家災難，固然是正確的，但我不完全贊同許信良所說「國際政治不容許台灣公投」論點。他這句話只能適用於當下，並不一定適用於未來。 另一個和公投相關發展的議題是「中程協議」，目前美國提出類似「中程協議」主張的人士相當多：包括國安會亞洲部資深主任李侃如、國務院助卿陸士達、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學院院長何漢理、曾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現任哈佛甘迺迪學院院長奈伊，以及前國防部長培里，還有ＡＩＴ台灣代表處長張戴佑等等。 這些人的共同特色是，他們幾乎都參與了一九九六年美國對台海防衛的決策，而且至今對中國政策都有顯著的影響力。「中程協議」已是美國現有政策主導權者的主流意見，而他們對這些方案的基本假設，是過去奈伊所提的「創意性的模糊」不夠清楚，讓中國以為可以用武力解決台灣，讓台灣以為可以宣布台獨，反而隨時可能引起兩岸的衝突 。所以，把現狀凍結起來是很重要的，台灣問題並且已成為美國避免與中共軍事衝突的最優先議題。而季辛吉在《大外交》書中對二次大戰的反省，就是不能把中國排擠在國際體系之外。因此，可以看到美國政府甚至自由派的《紐約時報》都主張支持中國今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 對台灣來說，中國雖然逐漸放棄共產意識形態，相反地卻興起另一股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隨著中國經濟越開放，民族主義越來越強熾，美國與中國的妥協點也因這股民族主義而不斷漂浮。這樣的趨勢對台灣是很不利也很危險的。所以，美國現在希望儘快簽署「中程協議」，避免台海引發新的戰爭 。不同專家對「中程協議」的內涵，雖互有不同，不過共通點有幾項：第一是凍結兩岸現狀的架構時間大約是二十、三十或是五十年，無論如何，都還相當長，與科索夫只有三年的時間不一樣。第二是巧妙運用ＴＭＤ ，如果美國不將台灣納入ＴＭＤ，那麼中國必須宣布放棄武力攻台，如果台灣不承諾放棄宣布獨立，就不能加入ＴＭＤ，所以ＴＭＤ變成可以同時逼迫兩方的最佳工具。第三 ，是應給台灣一定的國際空間，包括加入聯合國的周邊組織，ＩＭＦ（世界貨幣基金）、ＫＥＤＯ（朝鮮半島能源組織）等，但是台北的邦交問題在這些概念中沒有被提出，台北會很害怕，擔心會變成香港。 這些主張「中程協議」的人，在最終結論的部分尚有差異。李侃如主張一個以「統一」為最終結論；也有人主張採取開放性結論，對於開放性結論，又分成兩派意見，其一為開宗明義先說「一個中國」政策，但五十年後要怎麼樣再說，其二為在這個時刻提出任何結論都不切實際。 我認為，台灣的陸委會現在必須很清楚面對「中程協議」一事，如果二○○一年美國新總統上台後，逼台灣與中國走上政治對話，以及面對「中程協議」時，那麼台灣本身對「中程協議」的主張是什麼？台灣可不可能逃避這個壓力？早或晚點接受比較好？我想我們即使現在可以拖，但數年後是不是真的可以爭取得到較多的條件呢？台灣自己的方案是什麼？我要強調，這個時候「公投」對台灣是很重要的。在美國所提出來的「中程協議」中，要我們放棄的是一個台灣早就沒有的選擇──宣布台獨，我們唯一需要認真處理的就是所謂「台北的國際空間指的是什麼？」此外，台灣可以援用科索夫的例子，要求五十年或三十年後公投，給中國五十年的時間好好改善人權、經濟、民主等，但如果屆時台灣還是不要統一，那麼就是中國的問題，不是台灣的問題了。 從國內立法層次來講，公投是人民直接民主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利，當然應該立法。但我認為國內現在提出立法的幾個版本都不夠專業周延，只有黃爾璇版稍微周延，但仍然不夠，蔡同榮的版本太粗糙。我呼籲這些絕食的立法者，應該先用功認真進入立法院把法案準備好，否則依照既有版本，公投如願立法，各縣市政府可能癱瘓。 無論公投有多麼神聖，它不能完全取代代議士政治，只能補其不足，或作為人民的價值選擇，比如說改路名，它牽涉許多人的記憶，不是行政首長說改就改，應該由公投；比如核能電廠，在能源與生存威脅的價值選擇，應由公投；比如選舉制度，被立法院既得利益壟斷，好的法案通不過，紐西蘭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就經過公投才通過。 公投因為不能完全取代專業政治及代議士政治，因此現在爭議的重點，因為陷於統獨情結，完全失焦，公投法案如果沒有嚴謹立法，民進黨的縣市首長可能動輒面對議會送交公投的決議，搞得縣政癱瘓，黃爾璇版對「排除條款」及地方議會提起公投的高門檻設限等，最為周延，包括預算案等都不得公投，但仍有不足之處，例如重大投資案、環境評估、都市計畫等這些涉獵專業政治或牽涉台灣國家競爭的議題，應列入排除條款，不得公投。否則以我們現有地方議會多由黑道主政，為了炒地皮或勒索，公投這個最進步的直接民主法案，可能成了他們最好的要脅工具。 從這次公投過程中，我們看到有些人從過去流亡海外到現在已經回來當上立委、甚至更多角色了，還是沒有從小孩變成大人，有些政治人物則自己陷入權力的困境，讓人民懷疑他在政治中的公信力。 一個小小的公投，呈現出台灣這十年來的政治現象，在台灣的上空中，一下子照出台灣政治中的很多問題。其中有些屬於歷史，有些屬於未來的夢魘，在夢魘中，有台灣過去的悲情，也可能是未來的悲劇，並相當程度照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很多政治人物本身面臨專業不足的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