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聲音就搶走了所有焦點。在喬納森•格雷澤（Jonathan Glazer）執導的奧斯卡提名電影《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中，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內部的暴行從未被看到，只能被聽見。
當我和這位英國導演碰面時，背景噪音也同樣搶戲。在倫敦北部的肯頓（Camden），他選擇的老式義大利麵館中，正播放著一連串不協調的歡快復古排行榜熱門歌曲。我焦急的看了一眼我的錄音筆，希望它能清楚錄下我們的對話。
午餐時間已過，但我們都沒胃口。「我早餐吃得很晚，」格雷澤解釋道，「這是一頓豐盛的早餐，因為昨晚的那件事，我幾乎沒吃。」
昨晚那件事是《夢想集中營》在有英國奧斯卡之稱的英國電影學院獎頒獎典禮（BAFTAs）中，獲得了3個獎項，而且罕見的一舉囊括了最佳英國影片、最佳外語片，以及最佳音效獎。但他卻將這項成就，形容成「著實令人困惑的」大三元。
雖然這像是明星會掛在嘴邊的話，但就《夢想集中營》來說卻十分可信。該片去年在坎城影展首映時，不只形式激進、調性上也令人生畏；但它現在卻在各大院線上映，還吸引眾多且背景不同的觀眾進場，對於包括格雷澤在內的所有人來說，都是個驚喜。
古斐爾義大利餐廳的菜單沒什麼亮點。 我們原打算共享一個披薩，但最後選了充滿碳水化合物的罪惡食物，他點了牛肝菌燴飯，我吃菠菜義大利麵疙瘩配生菜沙拉和水。
「我對拍大屠殺片抱很大疑慮」
他在倫敦的郊區哈德利伍德（Hadley Wood）長大。我問，他的家庭是否直接受到納粹大屠殺的影響？他說：「大屠殺的創傷直接和間接侵犯了所有猶太家庭的意識，我家也不例外。」
儘管格雷澤的電影作品數量並不多，《夢想集中營》是他24年來的第4部長片。但他已成為同輩之中，最具藝術勇氣、也最知名的英國電影導演之一。
「我一直在尋找一個能全身心投入的視角，」格雷澤談到此電影的緣起，接著小心翼翼糾正自己，這是他常有的習慣。「不，那不準確。我曾想透過納粹的眼睛，從加害者的視角來做些什麼，但我不確定這和奧斯維辛的核心距離有多遠。」
「我對製作大屠殺的電影抱有很大的疑慮，」他承認，「我甚至也懷疑自己。」他最終採用的簡約風格，讓人想起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格言：「奧斯維辛後，不再有詩歌。」這是一部沒有詩意，更別說是安慰人的作品。
「我不想要戲劇性，」格雷澤說。「電影裡唯一的情節，就是一個男人將被調離他熱愛的工作。他對此感到憤怒。」他帶著嘲諷的語氣補充道：「結局是個幸福的結局，因為他能回來繼續做他熱愛的事。關鍵的細節是，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與家中日常生活敘事、歡樂的家庭氛圍對比鮮明的是男人的妻子海德維希（Hedwig），她會在房子裡大驚小怪，責罵波蘭女傭。而當孩子們在花園裡玩耍與爭吵，隔壁傳來的是死亡集中營發出的聲音。
所有聲音均為實際採集。讓人不安的哭聲、令人作嘔的殺人機器運轉聲以及偶爾的槍響，構成了沉重的配樂，這是格雷澤和音效設計師伯恩（Johnnie Burn）歷時1年的精心設計。
這部電影不可能展現大屠殺的一切，若它能讓人感到反胃，那它就發揮了作用。
所有的戲劇性只出現在聲音裡
「我真的很努力從畫面中剔除掉戲劇性的輪廓，因為我知道所有的戲劇性，將在你聽到的聲音中展現：那如火山般的漩渦，那聲音的騷動，試圖在你看見的和你聽到的之間找到平衡點，是一個極其漫長而嚴格的過程，」格雷澤說。
令我驚嘆的是，飾演海德維希的德國女演員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說這個角色無憂無慮，並不難演。「那是因為她太出色了，」格雷澤讚賞這位因電影《墜惡真相》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明星。
「有趣的是，他們不是不關心、不被事物觸動或沒有情感，」他認同桑德拉對角色的看法，「問題在於，『什麼才會感動他們？』這顯然是生而為人的一部分：我們是如何用種族、宗教或政治立場來偏愛某些人？」
我問格雷澤，以哈衝突爆發以來，這部電影是否加深了他內心的共鳴？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電影探討的問題早已存在，未來也會繼續發生。「這是對『他者』的去人性化。然而，在這部電影中，真正被去人性化的卻是施害者，」他說。
「隨著介於藝術與大眾文化之間的戲劇轉向電視，替電影騰出更多空間，」格雷澤認為，「《芭比》與《奧本海默》的對峙像是某種催化劑，因此有了更多有趣、光譜更廣的高品質電影，人們更會去觀賞全球電影，而不只是英語片而已。」
「在這個時代，電影應是激進的政治空間。要盡可能大膽、激進、政治化，」他認為，這是現在電影工作者的責任。「你想要傳達什麼？如果你沒有什麼想說的，就不要浪費他們的時間。」
「《夢想集中營》不可能全面展現大屠殺的一切，」格雷澤說。「但我試圖捕捉的，是它直覺上有毒的本質。若它能讓人感到反胃，那它就發揮了作用。它不僅是一種身體上的警告，也是一種心智上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