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誓戒菸、戒酒或戒甜點——這類新年到來的儀式，並不適合我。一直以來，我覺得新年新希望最好是增加一些正向的目標，而不是去減少壞習慣。每當新年到來，我通常會決心要多運動、參加更多現場演唱會、或多花時間與我的孩子們相處。
我的希望並非總是實現——結果有好有壞，只是添加好目標總是感覺更有建設性。我認為生活要更加美好，應該添加好東西，而不是去減少壞的東西。
不過我也開始懷疑了。即使是「正向的」和「有建設性的」，這兩個詞也意味著一種添加上什麼的心態。我該學的也許是減法。
減法，不是去掉那些負面的東西就好，有時要減少一些好東西以騰出空間。
減法的藝術：好東西也得捨棄
英國音樂製作人伊諾（Brian Eno）和藝術家施密特（Peter Schmidt）為了激發創意，發明了一套極富影響力的白色卡片，稱為「迂迴策略」（Oblique Strategies），其中的建議包括：「使用更少的音符。」真是太對了。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教授克羅茲（Leidy Klotz）在著作《減法的力量》一書主張，像我一樣缺乏減法本能的人無所不在。
假設有一座用樂高積木堆出的橋樑左高右低，你會往低的橋墩增加積木？還是從高的左邊拿掉一些支撐？儘管從左邊拿掉積木會更容易，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往右邊多加積木。
克羅茲在跟兒子一起玩積木時，注意到這種傾向，他很快與其他研究者合作，以正式實驗測試這個樂高假設。這個研究用了一個又一個例子，展示了克羅茲所謂「減法忽視」（Subtraction neglect）的現象。
如果研究者要求受試者去改良一道湯品的食譜，結果幾乎總是建議添加額外的食材，而不是去掉一些。若要求修改一段重複的音樂，受試者會添加額外的音符，而不是削減既有的段落。
其中一個實驗，要求受試者去優化某個華盛頓特區一日遊的行程。原本的行程緊湊到不合常理，要在14個小時內造訪十幾個目的地。即使如此，也只有4分之1的人想到，只有刪減一些活動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這並不表示，我們從來不考慮減法。新年新希望向來是要戒掉壞習慣，許多節食計畫也在要求減少攝取熱量，或排除不健康的食物。我也記不清有多少例子，都是在說企業要擺脫惱人會議。
但關鍵在於，減法是門藝術，而不是去掉那些顯然負面的東西就好。有時候，你需要減少一些好東西以騰出空間，讓其他的好東西也得以喘息。
寫待辦事項時也要想停辦事項
就像《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39年所寫：「完美最終達成，並非是不能再添加什麼，而是不能再刪減什麼的時候⋯⋯。」
這感覺很像極簡主義，但「少即是多」的極簡主義，和減法之間仍有微妙的差異。一個人可以通過添加一些裝飾，設計出一棟極簡主義的房子；但克羅茲關心的是，當你積極去掉已經擺在面前的東西，究竟會發生什麼。
做為一名經濟學家和作家，我是減法福音的信徒。編輯更多時候是減少而非增加文字的過程，而經濟學家的養成更少不了「機會成本」的概念——你購買的每樣東西、做的每件事情，都代表你犧牲了購買其他物品、或從事其他事情的機會。
但當我思考未來3個月內，我每週訂下的行程、以及希望實現的待辦清單時，卻陷入了掙扎。我還能減少什麼？我想完成所有的事情。
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建議，將同一類物品都收集到一個地方，然後逐項問自己：「它能讓我怦然心動嗎？」這個程序對T恤來說很有效，但當我看著我的目標和承諾時，也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我寫信給克羅茲尋求建議，他能否提供一些生活技巧、一些聰明的經驗法則，幫助我少做一些事？「當然，」他寫道：「如果你寫下待辦事項，同時也要考慮停辦事項。每次想到一件新活動或新責任，就強迫自己停止兩件已在做的事情。」
如《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所寫：「完美，並非是不能再添加什麼，而是不能再刪減什麼的時候。」
做反向試驗決定哪些事可以不做
但他隨後巧妙指出，光是我自問了「我應該少做什麼？」就已經擺脫了減法忽視的認知偏見。如果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卻想不到能夠停辦什麼，也許的確沒有什麼需要減少。
克羅茲建議了一個他稱之為「反向試驗」的實驗，要求暫停做某件事。「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他寫道，「有時沒有辦法確定，停辦一件事會得到什麼結果。」
也好。雖然我仍然想不到生活還能減少什麼。少運動嗎？不行。少見孩子嗎？也許孩子們希望如此，但這不像是個高尚的計畫。少點藝文活動、音樂，或是朋友聚會？
從達文西身上，克羅茲提出一個建議，也許我就減少工作就好？就如達文西所說：「有時天賦異稟之人，在工作最少時反而成就最多⋯⋯。」
天賦異稟！讓人也想要同樣自負。如果我工作得更少，成就反而更高，這個保證更讓人心動。若是我的編緝能隱晦的知道這一點，那就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