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政府路線）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也是一場巨大的賭博。」BBC北美事務總編輯索普爾（Jon Sopel）說。
歐巴馬、川普任內沒達陣的目標：「美國製造」，拜登這次出招有機會辦到嗎？
看來是機會不小。
原因在於，他讓眾人利益一致了！
強調分享利益，共和黨也埋單！
首先是政黨之間的利益一致。
這次，拜登所屬的民主黨，拿下參眾兩院的過半席次，讓他形同完全執政，如虎添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傅高爾（Steven K. Vogel），專精政治經濟學、是東亞產業政策研究權威，他觀察當美國兩大政黨幾乎在所有議題都對立，卻出乎意料在美國將推出產業政策上，難得有共識。
今年六月初，美國參議院通過USICA法案（美國創新和競爭法），內容包括投資半導體和5G設備，授權約二千五百億美元補貼。這法案由民主黨、共和黨共同提案。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稱，提案是因為，美國正面臨史上最關鍵存亡戰役之一。
向來主張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的共和黨為何倒戈？共同提案的共和黨籍參議員楊恩（Todd Young）指出，因為中國透過國企進行不公平競爭，改變了世界與美國經濟，「我們不能固守舊教條和原則。」
疫情跟中國，讓兩黨罕見在拚經濟上方向一致，這讓拜登政策更為大膽。
「拜登似乎正利用疫情和美國基礎設施的糟糕狀況，毫不掩飾的對美國人民說：『是的，大政府回來了。』」索普爾指出。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觀察，以前美國相當程度還是謹守自由經濟。如今，美國政府扮演更積極角色，從政策上創造誘因、打造環境振興產業。
此外，拜登還讓企業與政府的利益一致。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分析，歐巴馬時代的美國製造、制衡中國政策，偏向片段、單向，而非系統性全面規畫。到了川普時代，美國發現中國已成了經濟與國安威脅，直接對中國祭出關稅戰。
邱俊榮觀察，拜登吸取了前任川普的教訓，不把重點放在打壓中國，而是強調扶植美國。過去，川普用關稅戰打中國卻自傷美國企業，導致國家目標跟產業、企業不一致；拜登則強調把利益帶給民營企業，讓大家方向趨於統一。
邱俊榮指出，拜登還向盟國推動跨國企業最低稅負制，破解中國用減稅吸引廠商的策略，「拜登的整個政策是配套，真的像齒輪一樣，一個卡一個。」
當主張政府別管太多的美國，開始要變成大政府，他們做得來嗎？
其實，美國政府不是首次扮演這角色。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政治經濟學專家林宗弘分析，二次大戰後，美國強力投資高科技，發展太空科技登陸月球，美研發電腦、網路，背後都有政府補助的影子。
金融海嘯後，放任主義遭質疑
一九八○年代，全球化開始風起雲湧，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英國首相柴契爾才開始走小政府路線，著重減稅、放鬆管制、鼓勵競爭以刺激經濟，加上之後美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讓國家計畫經濟路線似乎已宣告失敗。
關鍵轉折點，出現在二○○八年金融海嘯時。美國政府放任華爾街引發金融危機後，許多經濟學者開始反省自由市場經濟路線，對國家適當干預轉持正面態度。
新崛起的明星級經濟學新秀，例如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她的《創業型國家：打破公私部門的各種迷思》，就是這個思潮轉變的重量級著作。她主張，國家除了在市場失靈時，有能力補救市場，應該更積極開創市場。
「整批西方經濟學者，基本上有個越來越強共識，過去三十年全球化自由放任主義，在下一個世代已經行不通。」林宗弘觀察，現在的呼聲是，自由市場無法處理氣候變遷、科技創新、國防科技議題，因此政府必須透過產業政策來刺激研發，促進國際合作。
事實上，美國成功率不小。雖然遭到中國強力威脅，但美國依然強大，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最新的世界競爭力報告，美國不論在GDP（國內生產毛額）、外資持股、科研設施、數位發展、科技人才等，依然是排名全球之冠。
「在譬如科技，半導體，一些特定能源上面，美國會取得成功。但可能的代價是，某種程度犧牲了市場自由發揮的彈性，去支持特定產業發展。」邱俊榮說。
馬祖卡托也認為，許多立意良善的國家公共投資，最後卻變成對企業大放送，未來如何改善國家「創新風險社會化、報酬私有化」的現象，未來將是一大挑戰。
當美國進入大政府時代，你我若要想搶占商機，未來對產業補貼政策的訊息，勢必得更敏感。而與此同時，台灣政府若要朝大政府的脈絡繼續前進，該如何興利防弊，也應該成為被公開討論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