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禮拜，中美兩國就農業貿易進行談判，對台灣而言，這是非常頭痛的事，夾在美國強力要求開放豬、雞及稻米市場的壓力及台灣養豬戶、養雞戶、稻農的反彈抗爭之間，談判當局的左右為難，可以想見。 為了進入國際經貿組織，這樣的談判已持續好幾年。雖然就自由化與國際化意義而言，任何談判所造成的市場開放，都有其正面意義，但就談判之謀略與技巧本身而言，在堅持與妥協之間，在要價與還價之間，仍有其一定專業的客觀評價標準。 據說，我國負責主談的經貿官員最怕的就是美國主談代表說，好吧，如果你們不接受，那麼就等過一陣子我們提出的另外方案吧。幾乎毫無例外，後來的方案所要求的條件遠較早先的那個更為嚴苛。常常如此，甚至次次如此，這就讓我們不能不想到兩岸談判。 一九九三年四月兩岸的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氣氛良好，雙方互有默契，兩會負責人原則上每年聚會一次。次年初春，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致函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建議兩人在春天聚首共商兩岸之事。未料台灣決策當局考慮長久，竟以此乃中共企圖升高談判層級的謀略，不宜中計而加以婉拒。與此並行的是，中共建議兩岸兩會盡早開啟經濟問題的商談課題，台灣方面也以經貿乃我方之籌碼，不宜過早動用而加以推拒。 一、二年後，李登輝總統訪美引起中共當局強烈不滿，兩岸氣氛趨於緊張，我方為有所緩和，一再呼籲第二次辜汪會談，也一再強調談判大門一直開著。然而這時推遲會談，關閉談判大門的卻是中共。 一九九五─九六年海峽危機之後，中共當局姿態拉得很高，把談判大門關了很久之後才表示，兩岸恢復談判，第一，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第二，要談就是談政治問題。情勢發展至此，中共攤開來給台灣的選擇是，要嘛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談政治問題，要嘛就不談。其條件明顯地較二、三年前已嚴苛許多。 看來，兩岸談判與中美貿易談判真是何其類似！ 這樣的模式與一蟹不如一蟹的結果，其實完全可以從台灣的政治生態與官員的政治格調中找到解答。在台灣，誰談出結果，誰就有被懷疑出賣台灣利益的危險；誰談不出結果，就意味誰能堅守台灣利益。前者是「台奸」，後者是英雄。至於往後的發展會不會對台灣更為不利，誰管得了那麼多，事到那時，一般人連前因後果都弄不清楚，有什麼好在乎的。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英雄，這些談判代表稱之為「人民英雄」，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