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綠色地方執政之後的第一個考驗來了。 台中縣長當選人廖永來表示，將以「 公投」方式決定拜耳設廠一案。此一態度不僅引起企業界普遍恐慌，在民進黨內部也擔心因此造成民進黨的反商形象，在黨內高層與拜耳接觸後表示，民進黨對拜耳案沒有預設立場，將針對拜耳提出的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以公聽會方式請學者專家解讀，如無問題，而拜耳又能向廖永來保證可以控制污染 ，則民進黨似乎沒必要反對拜耳設廠。 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又說，她期待十五日的縣市長會議，能對民進黨執政縣市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保間求得平衡樹立一套可行的模式，以向社會證明民進黨是不反商的。 商不是不可以反，關鍵在反得有沒有道理。遺憾的是，環保問題最難弄清楚的就是道理。環保糾紛不像尋常民事或刑事案件，責任歸屬極難確認，有道是冤有頭、債有主，但環保一旦傷害形成，由於因果關係模糊，受害者甚難舉證，冤找不到頭，債找不到主，民怨積累，自然產生反商情結。 因此環保問題的處理，環保糾紛之解決已是下游的部分了，比這更重要的是環保標準的確立與環保法制的運作。台灣在十幾年前才有環保署的設置，位階復低，更遑論環保標準與環保法規的健全了。於是長期以來環保糾紛的民怨日積月累，無從排解，到達了臨界點，就不得不訴諸自力救濟了。民進黨以搞群眾運動起家，自然深知此一社會能量之巨大與可怕。 可是所謂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之間取得平衡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容易，國民黨長期以來又何至於乏善可陳？但話又說回來，先進國家不都也能在兩者之間取得相當不錯的平衡嗎？是則關鍵又在哪裡？ 我認為關鍵有三，一是信心問題，二是政治品質，三是行政品質。所謂行政品質是指行政部門能不能弄出一套好的環保法制；所謂政治品質是指執政當局能否抗拒利益團體的誘惑或要脅以確實執法；所謂信心問題則是建立在前兩者的前提之上，如果沒有好的行政與政治品質，百姓即不可能對政府及企業產生信心，於是整個問題就開始惡性循環。當前環保問題之複雜與棘手即在於此。 以此觀之，民進黨在地方執政，或許是把循環由惡性導向良性的契機，因為民進黨沒有太大的信心包袱，民進黨的政治品質大抵也有一定的水平，剩下的就是行政品質了。 但就環保法制而言，地方可以和中央有不一樣的做法，民進黨應用智慧和能力去通過這樣的考驗。至於反商與否，徒增理念與情緒的紛擾而已，不值得重視，也不宜過多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