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首富郭台銘的富士康廠，因為工人自殺連十一跳，而成為海峽兩岸媒體共同關注的話題。大陸媒體及群眾有他們特殊的背景、情緒、情境，我們不便置喙。但台灣政府、企業界及社會大眾，似乎不宜像過去炒作首富的花邊新聞般，用看熱鬧與八卦的心情，來看待這個嚴肅的社會及經濟問題。 首先，富士康的連十一跳事件，必然事出有因，絕不宜托付風水、命理之說。應冷靜、客觀的從經濟、社會及文化、管理層面仔細分析，其中可以明確追溯的原因，應是台灣高效率的流程管理與成本控制，這套傲視全世界的工廠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國大陸之後，被大規模擴大，再加上大陸特有的嚴密控制社會，質變成動輒數萬人、數十萬人的軍事化生產管理模式。以鴻海集團龍華廠區總計四十萬人的規模，全部都是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如果不是用極嚴密的管理，更不可能運作。 更正確說法是，這套嚴密的生產管理模式，是勞力密集台商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動則數萬人的台商工廠所在多有，而自殺等意外，不只在台商中常見，在大陸的大型工廠中也屢見不鮮（深圳大陸知名的華為，員工四萬餘人，近年也有六起自殺）。所以台灣企業界、台灣人對富士康十一連跳事件，應感同身受，哀矜勿喜，而不是直覺的眾口鑠金、千夫所指、落井下石。 另一個可以追溯的原因是，富士康面對第一宗自殺事件的處理失當。郭台銘在第一宗自殺事件時，不改其台灣首富的豪氣，除了四十萬人民幣的慰問金外，更承諾其父母每年三萬人民幣的生活補助，如以其父母繼活二十年計算，撫恤總額超過百萬人民幣，這是中國大陸少見的補償，民工們私下流傳「要死，死在富士康」。 我們不好說郭台銘的好心是逆向鼓勵自殺，但這絕對是富士康在面對十一連跳風暴中，必須考慮的應變因素之一。 這些年，鴻海在台灣、在大陸確實獨領風騷，變身成超大集團。而郭台銘本人也快人快語、快意恩仇，罵媒體、告記者、批官員，面對社會大眾從來不假辭色，月圓而缺，物極而返，十一連跳事件，正好反映了中國人的逆反邏輯，更說明了鴻海內部隱藏了許多值得檢討和改進的地方，在郭台銘個人的風格、公關作業、人性化的關懷等，絕對必須痛下針砭，在高效率的工廠、高效率的賺錢機器中，再加上慈悲喜捨的人味，做為台灣人，我願意給鴻海一點時間調整，但也要郭先生能知禍、惜福、虛心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