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俄羅斯嗎？這個問題就算不是離譜到極點，也夠挑釁的了，但是問這個問題的人，卻是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前首席經濟學家暨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賽門．強森教授（Simon Johnson）。強森在五月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發表一篇文章，比較美國「金融寡頭」對於美國政策的支配力，以及新興國家的企業菁英對於該國政策的操控能力。這樣的比較有道理可言嗎？答案是「有」，不過僅限於某些方面。 有一說：政府撐腰阻礙了金融業改革 強森指出：「美國的經濟金融危機，其深遠程度和發生之突然，都不免讓我們驀然想起不久前新興市場的經歷。」兩者間確實有明顯的相似度：外資大舉流入、信貸蓬勃發展、過度槓桿操作、資產價格泡沫（尤其是房地產），以及最終，資產價格崩跌並爆發金融災難。 「不過，」強森教授補充：「有一個更深層且更令人不安的相似點：菁英企業利益集團──在美國是金融家──對於危機的醞釀扮演核心的角色，有政府在背後默默撐腰，他們下的賭注越來越大，直到無可避免發生崩盤為止。」此外，「金融業所創造和積聚的鉅額財富也讓銀行家擁有龐大的政治分量。」 然後強森教授直指，就是金融業舉足輕重的分量妨礙了危機的解決。銀行「不想認列全部損失，不然就很可能自曝其缺乏償債能力，銀行這種行為是一種慢性傷害：體質不健全的銀行或是不願放款（囤積資金以強化準備金），或是孤注一擲從事高風險的放款和投資，希望有機會大賺一票，但很可能到頭來一場空。不論是哪一種情況，經濟都會每下愈況，然後，銀行資產持續惡化，形成高度破壞性的循環。」 這樣的分析有道理嗎？不久前我客居紐約三個月的時間，並走訪搖身一變成為當今全球金融重鎮的美國華府時，便在思索這個問題，而強森教授的立論內容是其分析如此重要的原因。 毫無疑問，我們已經目睹金融產業勢力的崛起。二○○二年時，金融業占美國國內企業獲利的四一％，成績讓人刮目相看（見圖一）。二○○八年，美國民間舉債創新高紀錄，達到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二九五％，與一九七六年相比成長了一一二％，其中金融業舉債便占二○○八年ＧＤＰ的一二一％。該產業平均薪資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八二年間，仍接近所有產業的平均薪資，但二○○七年已成長至所有產業平均的一八一％。 紐約大學史騰商學院的費里朋教授（Thomas Philippon）和維吉尼亞大學雷學夫教授（Ariell Reshef）最近發表研究指出，金融業在一九○九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間，是一個高技能且高薪的產業，隨後相對呈現衰退直至一九八○年止，旋即又開始成為高技能、高薪的產業。兩位教授斷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監管鬆綁，從而「解除創意與創新的束縛，並提高對技術人力的需求。」（見圖二） 監管鬆綁同時還造成信貸增長，而信貸正是金融業所創造並且賴以維生的養料。把信用轉化為收入，就是為什麼金融體系的獲利能力有可能不切實際的原因。很公平的，金融產業的擴張將會逆轉（至少在美國是如此）：信貸成長和槓桿操作，掩飾了許多金融活動的低獲利能力，或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獲利能力，這些情況將會消失，部分債務也必須予以肅清。華爾街的黃金年代已經結束：回歸監管，就是這項轉變的原因和結果。 然而除此之外，強森教授還提出一個鏗鏘有力的論點。他認為，政治實力雄厚的金融機構拒絕認列虧損──而且還有被這些「兌換銀錢的機構」牽著鼻子走的政府作為幫兇──可能讓經濟無法脫離危機。再者，美國既然享有以自己的幣別借款的特權，就遠比新興經濟體更容易粉飾太平，進而將危機拖長為經濟的長期病痛。因此，我們看到政府提出一連串的即興措施或「交易」，其根本目的在於盡可能慷慨拯救大多數的金融體系，慷慨到決策者認為可以藉此而脫身。 我說：恐慌使問題銀行遲遲無法重整 我同意大家對目前為止的救市政策所作的批評。日前《金融時報》的「經濟人論壇」（Economists' Forum）針對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 Geithner）所提的「政府∕民間投資合夥計畫」（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artnership）有一些爭辯，批評者說的沒錯：如果該計畫行得通，那是因為它以不透明的方式把納稅人的財富移轉予銀行。但誠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金融專家波馬黎諾（Michael Pomerleano）所言，該計畫根本無法填補目前市場所忽略的資本大洞。我也不相信刻正進行的銀行資本「壓力測試」，最後將會驅使政府採取行動，來填補資本缺口。 但是，這些缺失就讓美國成為俄羅斯了嗎？並沒有。很多新興國家公然大肆貪污，但在美國，影響力除了來自遊說之外，也一樣來自於信念體系（雖然遊說一直都存在）。對華爾街有利，就認為對全世界有利，結果就是，美國出現由兩大政黨聯手支持、但設計不良的金融鬆綁體制，然後透過美國的影響力，又擴散到全世界。 此外，認為華爾街必須大致維持現狀的這種信念，主要源自於恐慌。大型且複雜的金融機構太大以致不能倒的這種看法可能是錯誤的，但我們很容易便能理解為何理智的決策當局不願放手試試看；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又擔心向銀行大規模注資會引發大眾反彈。所以一如日本，美國在政治菁英害怕讓大型企業倒閉以及民眾厭惡紓困兩者間，進退維谷，此現象比強森所描述的「寧靜政變」（quiet coup，為強森教授該篇專文標題）更為複雜。 然而，果斷進行重整確實有其必要，但不是因為經濟有可能或最好能重返晚近由舉債所推動的經濟成長。有兩點務必要做到：第一，核心金融機構必須具備令人信任的償債能力；第二，追逐私利的私人機構不能夠繼續「太大以致不能倒」，否則就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了，左翼和右翼陣營均認同這一點。這些人是對的，破產──以及因而讓無擔保債權人蒙受虧損──必定是任何長久解決方案的一環。如果沒有做這樣的改變，那麼解決了這次危機，也可能只是預告了下一次危機的發生而已。 政治實力雄厚的金融機構拒絕認列虧損，背後又有被這些金融機構牽著鼻子走的政府作幫兇，只是讓經濟無法脫離危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