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朝野某些人士一貫有一種想法 ：「台灣優先」。落實在做法上，可以體現於外交，如務實外交或進聯合國；可以體現於政治，如「凍省」或「制憲」；也可以體現在經濟與文化上，如「戒急用忍」或「去中國化」。其實，「台灣優先」可以做另一種值得肯定的定位，如果台灣朝野把心力貫注於經濟的競爭力、生活的品質、政治的清明與文化的自尊與包容之上的話。然而實際上近年來提出「台灣優先」論者所傾向的似乎是前一種想法與做法，令人關切的是，這些想法與做法，無一不挑動著兩岸彼此敏感的神經，無一不震撼著兩岸彼此脆弱的互信。 報載中共涉台權威人士透露，由於台灣當局在「國發會」後的一些動作，如凍省、修憲、邀達賴訪台，到發表「一個分治的中國」說帖，已在「統一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有意將解決台灣問題的日程提前；如果今年香港回歸順利，中共將開始著手解決台灣問題。中共認為，香港順利回歸之後，澳門回歸不是問題，可以專注解決台灣問題，不需再等到九九年後；等到九九年後，中共想拉住台灣，將十分困難。 在此之前，中共所有官方對相同問題的標準說法是：在九七香港及九九澳門回歸之後，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更突出在我們面前。顯然，新的說法是再度地將時間表提前了(更早的一種老說法是「台灣問題我們可以等，等五十年」)，反映了中共當局對台灣問題的一種新的焦慮與急迫。 ˉ 從「等五十年」到「九九之後」到「九七之後」，什麼因素促成這種變化？一方面是中共對自己實力的估計愈來愈有信心　，另一方面是中共對台灣認同「一個中國」的誠意愈來愈沒信心，就在這種信心的「有」與「沒有」之間，不免產生深恐夜長夢多，不如早早解決的想法。 對台灣而言，中共國力的消長盛衰，台灣主導不了，也影響不了，但能不能使中共對台灣無疑，卻至少一半操之於己。「台灣優先」有兩種選擇，一種使台灣耗國力、獲虛榮，卻刺激中共；一種使台灣蓄國力、有尊嚴，且不致刺激中共。現在台灣選擇了前者，看樣子，台灣的選擇或將逼使中共也做出一種另類的「台灣優先」的選擇——「台灣」問題「優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