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繁榮的現象擴及其他國家，是否符合當今高所得國家人民的利益？又，高所得經濟體的全球化政策，是否符合其人民的利益？ 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於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四日為《金融時報》撰寫的兩篇重要專欄文章，引發我思考這兩個特別的問題。在這兩篇專欄中，桑默斯主張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必須與美國勞工的利益更密切掛鉤。許多歐洲人應該會認同此一見解。 這並不是說，我認為高所得國家人民的利益在其他國家人民的利益之上。相反的，貧窮國家所得增加，剛好可以抵銷富國所得減少的衝擊，此論點從道德角度看，我是相當支持的。但，政治是國內事務，除非一個全球的政治社群成形，否則政治只會反映出對本國利益的認知。 事實一：新興經濟體崛起 不必然符合富國利益 那麼，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日益繁榮，是否符合當今高所得國家的利益？正確的答案是：不必然如此。若要假裝確實符合高所得國家利益，那也太荒謬了點。 社會繁榮普及的重要優點，包括創新精神廣為散布，以及互謀其利的交換機會增加。美國的興起，就對英國帶來這樣的好處。另外一個寶貴的優點（雖然不必然發生），是原本貧困的國家，其政治變得更為安定。 重要缺點，則是稀有資源的競爭更形激烈。權力本身就是稀有資源：若甲國權力較大，乙國權力就相對較小。資源也有其限度，若大宗商品價格上揚，淨進口國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編按：出口金額除以進口金額）就會惡化：國家必須出口更多商品，才能換得一定數量的進口商品。 二○○一年底以降，大宗商品價格飆漲，美元貶值，導致美國貿易條件迄今已下滑了八分之一（見圖一）。貿易狀況惡化，造成美國二○○一年第四季至二○○八年第四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一八％的預估增幅，換算成實質國民所得的增幅後，僅有一六．四％。兩者間的差距不算太大，但以今天的美元價值估算，也有相當於二千二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六兆七千億元）左右。因此，他國的繁榮的確可能衝擊到某些國家。 事實二：已開發國家限制全球化 無法遏止新興國家成長 雖然有些國家會受到衝擊，但我的回應是：那又如何？誠如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比特（Willem Buiter）指出，根本不可能去阻止「知識、技術、科技、管理制度」等等的擴散，或者說，至少無法用任何理性或是正當的手法去阻止。當然，美國也可以無端封鎖，或甚至發動對中國或印度的戰爭，但有這種念頭，充其量只是凸顯其黔驢技窮及道德淪喪罷了。 十九世紀初，英國企圖阻止科技擴散至美國，但徒勞無功。中國帝制時代一度將出口桑蠶者處以極刑，但成效亦不彰。同樣的，對新興國家實施保護主義，可能可以減緩新興國家的經濟成長，但卻無法遏止其成長，而且反而造成國際關係緊繃，威脅未來的和平願景。 我再重複一次，新興國家追隨西方世界的腳步而日益繁榮，這點根本無法遏止。既然無法遏止，就必須坦然接受，這就回到我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鑒於新興國家崛起，已開發國家應否限制其本國的全球化發展呢？當然了，只要高所得國家仰賴大宗商品進口，貿易就不可或缺；自給自足不過是痴心妄想罷了。所以，問題毋寧說是，貿易開放的程度，以及資本和勞力自由移動的程度，應該有多大？ 美國鉅額的經常帳逆差一直是個問題，但隨著出口成長擴大，經常帳逆差終於開始縮小。 事實三：對有能力國際移動者 各國難以進行課稅和監管 窄義來說，貿易的基本論點很明顯：除非一國具有獨占全球市場的力量，否則自由貿易就符合國家的利益。但是──很重要的但書──其利益和成本可能分配不均，尤其是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更可能發生利益和成本分配不均的情形。資本或勞力的自由移動，就算提高了整體所得，也可能傷害各國重要的利益團體。越是可以自由移動，就越難針對那些有能力移動的人課稅及進行監管。 如桑默斯所言，一個民主國家中，若有為數眾多的弱勢團體認為某些政策違背其利益，則那些政策將難以實施。保護主義根本就是沒有效益的賦稅和補貼計畫，必須選擇更有創意的政策方案，以避免落入保護主義的圈套。至少對美國而言，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有必要把提供社會安全的責任，從雇主移轉到國家身上。在一個隨時可能有波動且開放的經濟體下，企業提供的福利是不可能長久的。 但是，若美國想要成為更慷慨的福利國家，例如像其他所有高所得國家一樣提供全民健保，就勢必要加稅。確實，光是為了履行現有的承諾就必須加稅了。對此，桑默斯主張，應該以國際合作來對抗危害社會公平的稅負競賽。同時他也認為，國際間應加強合作以提高監管措施，這點對某些領域而言，尤其是金融產業，道理自然不在話下。 四大建言：加強國際合作 別落入保護主義陷阱 目前迫切所需，就是開誠布公的針對這些議題進行辯論。我相信這樣的辯論，將會得到四點根本的結論。第一，不論美國人民（或其他高所得國家）是否欣然接受，全球經濟發展的擴展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針對進口商品設置關稅保護壁壘，不僅代價高昂且沒有效果。第三，中間偏左的政黨應該主張就全球化的利益分贓進行重分配，而非犧牲掉全球化。最後，從全球化中得利最多者應該課以較重的稅，不過國家通常缺乏這樣的政治意願，這是最大的障礙。全球化不是低稅制的理由，而是托辭，此托辭應予以摒棄。 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應該記得，世界經濟的開放是西方最偉大的經濟政策成就。當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類終於要迎頭趕上時，若西方國家卻無所不用其極的排擠，則將是人類的悲劇。 ＊馬丁．沃夫（Martin Wolf） ●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 ● 曾任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 1999年開始擔任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院士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