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所言：「全球經濟已經邁入嶄新且動盪的局勢」。最顯著的對比，莫過於一方面大宗物資價格狂飆，另一方面信用市場崩落；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快速起飛，另一方面美國卻步入衰退。那麼，我們現在的情勢如何？是怎麼發生的？又將何去何從？ 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二○○八年第四季，美國經濟成長可能較去年同期衰退○．七個百分點，這與《世界經濟展望》一月份報告中預估的將增加○．九個百分點，差距極大；此外，預估未來四個季度經濟成長率也僅有一．六％。同時，二○○八年第四季歐元區經濟成長的年增率，也預估將滑落至僅○．九％。 雖然最重要的高所得國家步履蹣跚，但新興經濟體的成長率預料僅微幅降低：預估今年新興亞洲成長率為七．五％，中國九．三％，印度七．九％，非洲六．三％，西半球國家（指中南美洲）則為四．四％。 整體而言，經過購買力平價（ＰＰＰ）計算，預估二○○八年全球經濟成長將顯著放緩，從去年的四．九％降至三．七％。若以市場匯率估算，經濟成長率的減幅更為明顯，從二○○七年的三．七％降至二○○八年的二．六％。即便如此，全球經濟成長仍將遠高於二○○一年至二○○二年間的水準。 情勢多糟？碰上金融、通膨危機　全球經濟成長率可能再下探 這種情況，應該算是「地牛大翻身，但損傷不太多」。不過這些預測剛好碰上兩個重大事件：金融危機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前者被《世界經濟展望》形容為「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衝擊」；後者則是風雨逐漸增強的通膨颶風，或是經濟成長率碰到限制（或者很可能是兩種因素同時交織），所產生的結果。 難怪《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的結論也指出，經濟成長仍有下修的風險。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金融情勢惡化、通膨風險、石油價格繼續走高，以及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過程失序，尤其，若投資人認定美國聯準會（Fed）已揚棄其維護美元購買力的職責時，情況將更為嚴重。 何去何從？歐美採寬鬆貨幣政策　部分新興國家則應調升雙率 至於當前情況是怎麼發生的，至少有五個構成要素：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尤以中國為最；快速崛起的經濟體，其鉅額的儲蓄遠超過投資金額，尤其是中國和石油輸出國家；高所得國家長期處於低通膨和經濟相對穩定的環境；金融自由化與創新；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 過去五年以來，新興經濟體一直是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中國就占了全球經濟成長的四分之一，巴西、印度以及俄羅斯則占了另外的近四分之一，而所有新興和開發中國家合計約占三分之二。 另外，《世界經濟展望》指出，「自二○○二年以來，石油產品和金屬所增加的消費量，這些經濟體就占了逾九○％；同期間所增加的穀物消費量，這些經濟體占了八○％（剩下的大部分是浪費在生質能源計畫上）。」 新興經濟體也是資本的出口大國。中國去年經常帳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一一．一％，石油價格攀升也將所得移轉到高儲蓄的國家。ＩＭＦ預估，今年新興和開發中國家的經常帳盈餘，總計將達到七千二百九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十二兆零九百億元）。 奉行自由金融體制的高所得國家吸收了大半的超額儲蓄，這些金融體系精於運用信用機制，吸引有借貸需求的人上門：家庭即為舉債需求的大宗。 美國一直以來就是這些自由金融體系當中最重要的國家，而聯準會則助長了資本流入。但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創新的環境下，資本流入所產生的過剩便造就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亂象。 最後，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呢？《世界經濟展望》支持聯準會的貨幣手段，並且建議歐洲央行應寬鬆其現行的貨幣政策，同時建議部分國家採取權衡性財政刺激方案。它也提議某些新興國家的貨幣應進一步升值並調升利率，尤其是中國。 此一分析報告倒是讓我思索四個較為長期的政策問題。 關鍵的一年！四大政策問題　考驗富國以及新興國家的智慧 第一，國際收支結構的模式是否能，或將會順利調整，而不會在數年後引發新興經濟體另一回合的金融危機？新興國家現在的財務體質是否夠健全，足以安全無虞的轉為經常帳逆差？ 第二個問題是，在大宗商品價格的劇烈衝擊之下，如何制定貨幣政策？抗通膨的鷹派主張，應該抑制其他所有物品漲價的速率，但是，其結果將是經濟成長持續疲弱。同時，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上漲的時間越久，就越難抗拒此一主張。 第三，要如何整頓一個行事如此脫序的金融體系？監管制度應如何根本變革？是否真有任何辦法能讓金融體系較不容易發生危機，同時又能維護其創新能力及彈性？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高所得國家有沒有可能達成政治共識，支持一個自由化且全球整合的經濟體？當我們正經歷金融亂象、房價滑落、景氣衰退和基本原物料成本飆漲之際，如何說服人民誠心接受新興國家的崛起，而不是憎恨或甚至抗拒？畢竟，新興國家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耀眼的一頁歷史。 今年正值轉捩點，是否轉往正確的方向，則掌握在我們手裡。但，這一路會很辛苦。 ＊馬丁．沃夫（Martin Wolf） ●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 ● 曾任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1999年開始擔任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院士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