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國際勞工組織（ILO）在北京舉辦「亞洲就業論壇」，論壇的主題是「增長、就業與適當的工作」。會中最引人矚目的話題，是有關亞洲國家的人口紅利與老齡化社會問題，這是影響亞洲國家未來經濟成長以及社會穩定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是指一個社會由於醫療衛生知識的進步、生育觀念的轉變、計畫生育政策的實施等原因，經歷一個人口結構不均衡的演變過程，這種人口結構不均衡的擴張與收縮，對經濟增長會產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六十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與人口紅利的出現有密切的關係。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布陸姆（David Bloom）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研究有關亞洲人口紅利的現象。他發現東亞開發中國家在二次大戰以後，或早或晚都經歷過三個人口結構演變的階段。 第一階段，大約在二次大戰後十到二十年內，在戰後承平環境下，收入的提高和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導致嬰兒潮出現。這一階段內人口激增，撫養率上升、人口增速快於收入增速，人均收入水準較低，儲蓄率也很低，經濟成長有限。 到了第二階段，嬰兒潮一代出生後的二十到五十年內，隨著家庭計畫政策的推廣和收入的增長，出生率急速下降，東亞國家開始享受雙重的人口紅利。在這一階段的早期，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勞動市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逐步上升，老年人口比例相對還很低，因此勞動力資源豐富、撫養負擔輕，形成一個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這是第一重的紅利。在這個階段的後期，由於醫療水準的改善，嬰兒潮出生的一代預期壽命較長，因而他們在中年開始，便為自己將來退休後的老年生活儲蓄。這導致社會儲蓄快速增加，為政府與民間投資提供充裕資金，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構成第二重的紅利。 到了第三階段，即嬰兒潮一代出生五十到六十年後，人口紅利逐漸枯竭。由於年輕一代價值觀念改變，單身、晚婚與少子的風氣形成，導致「嬰兒谷底」現象出現，當嬰兒潮一代開始退休時，勞動年齡人口與被撫養人口之間的比例開始急速惡化，人口紅利演變為「人口負債（demographic deficit）」。社會將失去重要的經濟成長動力，房地產價格也會出現長期下跌趨勢。 戰後東亞國家的經濟起飛與人口紅利有密切的關係。根據布陸姆教授的估計，第一重紅利對於東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一四％，第二重紅利對於這一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三○％，合計貢獻率達到四四％。根據世界銀行的推估，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得以迅猛增長，也有二七％的功勞來自於人口紅利。 有「人口紅利」就會有「人口負債」。日本是最早享受人口紅利的國家，也是最早面臨人口負債壓力的國家。台灣、南韓、新加坡也即將步其後塵。中國大陸的戰後嬰兒潮持續時間較長，而隨後的一胎化政策又使生育率陡然降低，因此大陸的人口紅利效應將更為持久。不過到了二○一五年左右，中國的人口紅利也將面臨枯竭，其社會老齡化的現象將比其他亞洲國家來得更快、更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