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熊醒了。但這個俄羅斯沒有恢復往昔的榮光，反而因轉型失敗進退維谷。 普欽（Vladimir Putin）二月出席第四十三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時，就流露出了這種新俄羅斯的態度，既武斷又自傷。「我認為這已經擺明了，北約組織（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根本無關組織本身的現代化，也與確保歐洲安全毫無干係。相反的，這代表的是嚴重挑釁，有損彼此互信。所以我們有權一問：東擴究竟是想對付誰？」 這答案普欽自然曉得，只是他沒有追問更深一層的理由，因為這答案會碰觸到深層的傷口：為什麼俄羅斯如此不受鄰國信任？畢竟北約組織沒有拿刀架住這些鄰國，是這些鄰國自己想加入北約組織。因為俄羅斯為這些鄰國帶來的是壓迫和大規模謀殺，現在進行中的例證就發生在車臣。 我們必須問：俄羅斯變成了什麼樣的國家？答案是「窄門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的國家。「窄門秩序」一詞出自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作者包括曾獲諾貝爾獎肯定的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經濟歷史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馬里蘭大學教授瓦力斯（John Joseph Wallis）及史丹佛大學溫格斯特（Barry Weingast）。如此秩序之下，菁英能以政權謀求私利，而後再以私利鞏固政權，其秩序基礎在於平衡內部人的權力、排拒外部人於門外。自古以來，俄羅斯一直是歐洲史上這類秩序的極致代表。 寡頭政客取代共產黨員……　掌權者洗牌，特權依舊橫行 這種想法恰可用以解釋後蘇聯時期的舊事。葉爾欽（Boris Yeltsin）左右手邱拜斯（Anatoly Chubais）利用民營化，特別是一九九五年的「貸款換股分」方案（loan for shares，編按：當時俄羅斯面臨嚴重財政赤字，遂拍賣數家重要國有企業的股分「管理權」，換取民營銀行提供的融資貸款），創造了新的特權菁英（rent-owning elite），新的「寡頭政治支持者」（oligarch）以取代人人喊打的共產黨員。如此安排自有政治及經濟目的：創造出一批支持並仰賴新政府的菁英階級。 可是如此的權力轉移並不穩定：窄門秩序的菁英階級都必須包括「暴力專家」（specialist in violence），但此一結構卻把這些人物拒於門外。被擋在窄門之外的，正是蘇聯最冷酷無情的暴力專家：秘密警察。普欽當選之後，這些人物又重新掌權。普欽傾力對付不同政治立場的前朝寡頭政治支持者，尤其是石油大亨霍多爾克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編按：霍多爾克夫斯基一度是蘇聯首富，因批評時政而遭普欽整肅下獄，他的石油公司尤科斯〔Yukos〕亦被普欽集團接收），以及將國家政府的角色延伸至經濟當中，無一不是特權利益重新洗牌的表徵。 拚經濟壓抑政治發言權……　國家貪腐，民主走回頭路 換言之，俄羅斯無異於「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今天此一中央集權政府中的競租（rent-seeking）制度，與舊時代的制度何其相似，二者區別在於，現在以天然資源最為寶貴，而過去最珍貴的資產叫做「靈魂」。依照俄羅斯古老的傳統，菁英與百姓一直維持有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身為單獨一人，你們什麼都不是；身為俄羅斯人，你們是偉大的。」如今舊事重演，普欽給了俄羅斯人一個中興的俄羅斯，而俄羅斯人為了參與俄羅斯的中興，讓普欽剝奪了他們的政治發言權，不再能有效發出政治之聲。這是古老的以物易物交易，但選舉結果顯示，這方法的確有效。 如此中興，既成功，又脆弱，原因與利益及權力的來源有關：俄羅斯的天然資源。這些年俄羅斯經濟脫胎換骨：一九九八年第三季到二○○六年間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七三％，年複合成長率達七．一％，而外匯存底總額在二○○六年十二月達到二千九百五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九兆七千七百億元）。一九九八年俄羅斯凍結外債償還作業，國家顏面掃地，但在那之後，俄羅斯的景況有了很大的改變。 然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最新的經濟調查報告明白指出，「成長大部分應歸功於短期因素」，包括：現在已經消失的一九九八年貨幣貶值後續效應、天然資源出口價格上揚、現在已經告罄的備用產能。此外，投資總額對ＧＤＰ之比率不過一八％，石油生產無法再大幅的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進程已經停止。儘管經濟復甦，俄羅斯仍是個貪腐成風、效能低落、實施高壓統治的國家（見圖二）。這也是個相當貧窮的國家：其生活水準經量化之後，大概只達捷克的一半、英國的三分之一。 諾斯教授等人合著的報告並把窄門社會拿來與「開放」（open-access）社會比較。所謂開放社會，是指經濟及政治開放競爭的社會。據其指出，政治經濟關係密切：「競爭式民主（competitive democracy）要長久，除非經濟有競爭。」 開放社會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為全體人民服務，在位者若不想下台，就必須服務全體人民。是故，窄門社會轉型為開放社會，國家角色同時也會由主人變為僕人。可惜，這正是俄羅斯未能走完的一步。俄羅斯歷史盡是磨難的印記，跨不出這一步，應該也不讓人驚訝。可是這不免衍生出一些後果。 窄門社會轉型開放社會……　法治、菁英與軍隊為三大關鍵 其中一個後果在於，俄羅斯政府認為前蘇聯鄰國傾聽民之所欲的舉動是種政治威脅。由於它眼中的國內關係只以力量定勝負，望向鄰國自然也採類似邏輯。所以眼見鄰國陸續產生以人民福祉為念的穩定民主政府，俄羅斯看到的不是機會，而是威脅。它以一種不合時宜，甚至有視覺障礙之虞的眼光看著俄羅斯的政治未來，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於其本身，這是悲劇；於其鄰邦，這是無法逃避的憂慮。 則真正的問題在於，俄羅斯是否能蛻變為開放社會，以與西方的開放社會和睦共處？諾斯教授等人合著的報告認為，俄羅斯蛻變為開放社會之前，必須先存在三項前提：菁英階級受法治約束、菁英階級有恆常不變的組織結構、能有效控制軍隊。 俄羅斯還有別的可能，選擇心懷怨懟、繼續懷抱光復故土的夢想。但這可能是一場災難，無一能夠倖免，尤其是俄羅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