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狀況絕佳，但世界政局卻是動盪不安。這個對比現象是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專欄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討論主題，也是世界經濟論壇（WEF）達沃斯年會的焦點議題。問題在於此一分歧能否拉近？如何拉近？ 事實似乎就擺在眼前：世界經濟正處於黃金時期，成長平均分布、獲利普遍提高、實質及名目利率水準適中、風險溢價偏低。世界經濟這一路走來不斷調整，面對一連串的衝擊卻仍遊刃有餘：先是二○○○年後股市泡沫破滅，二○○一年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有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美國政策引發的不和、摩擦，再加上國際油價飆到一九七○年代以來僅見的水準，杜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觸礁，伊朗核子發展計畫引發的對立。此外，中國及印度經濟風雲再起，世界經濟因應有方，表現同樣值得稱道。 前面列舉的種種衝擊，追究成因，其實與政治面的壓力不無關係：保護主義聲浪高漲、伊斯蘭世界許多地區出現騷亂、核子武器持續擴散。除此之外，這清單上應該加列：美國的道德威信受損、美軍在伊拉克迄今遭遇的挫敗、全球許多領袖的誠信備受質疑、俄羅斯慢慢走向民選式獨裁、歐盟政治陷入僵局，以及面臨氣候暖化問題，卻無力建立全球統一的應對之道。 此一根本的矛盾，最後可能會以何種方式消除？其中一種可能的結局，恰好與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即世俗認知觀點）相反：經濟不如預期，而政治漸趨於平靜。要合理化這一點，我注意到，達沃斯過去就時常錯估未來情勢。 第一種結果 經濟決策失誤，政客因循苟且 關於這點，問題大概是出在任何志同道合團體（like-minded group）都不免受傳統智慧挾制。今時今日，風險溢價低估，利率水準偏低又碰上成長率居高不下，導致重大經濟決策失誤的要件幾乎都已經齊備。 同時，全球政治領袖儘管意識到潛在的衝突風險，得靠國富民安維繫政權，卻或許還是會繼續因循苟且、得過且過。這種結果雖然意外，可是還頗有發生的可能。 第二種結果 富了少數人，加重政治沉淪壓力 第二種可能結果是經濟面、政治面繼續背道而馳。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在於，經濟面與政治面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線，二者的矛盾對比，不過是全球化世界的兩個面向。 比方說，全球能源需求不斷增加，中東於是有了策略性的重要地位，俄羅斯也找到了新的施力點發揮全球影響力。正因經濟機會廣傳四海，亞洲巨人們於是得以如此迅速的改變了全球力量均勢。成王敗寇在這世界裡的際遇天差地別，全球各地於是滋生了如此繁多的貪心惡念。龐大的財富流入極少數人的口袋，於是有如萬惡淵藪產生了如此沉重的不平積憤。而藉全球化之便，組織跨國犯罪網絡、非法移民及恐怖主義，也都獲得了更充分的滋養。 不只如此，面對高所得國家中低收入人口財富減少，中所得國家遭到高所得國家以及低所得國家（今日的中國、明日的印度）的上下夾擊，越來越多的人將矛頭指向全球化的興起。而市場導向政策逐漸成為各國共識，甚至磨掉了政治原有的意識形態特點，以至於許多政治人物因此淪為真人實境秀裡頭的社會名流。 經濟令我們的世界更加密不可分、互依互存，政治卻依然是一國之事、緊扣在地，事實如此，也就難怪經濟、政治無可避免的呈現出此一對比。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的「達沃斯人」（Davos man）（編按：「世界經濟論壇」每年都在瑞士達沃斯舉行，因此「達沃斯人」也代表擁護全球化的人），其角色並不是旁觀者。 所以可以想見，政治亂象和經濟榮景將繼續並存，而其挑戰在於如何避免二者產生過於巨大的鴻溝。一如我們在二十世紀前葉所學到的教訓，只要累積了足夠的反挫力量，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浩劫。身處核子時代，災難規模還將有增無減。我們有能力毀滅我們的世界。 第三種結果 政治凌駕經濟，文明衝突擴大 第三種可能結果是政治凌駕於經濟之上，一如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的歷史重演，又或是像共產集團的「第二世界」及所謂「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一樣，而且影響時間還可能拉長。向伊朗動武（此次達沃斯與會者即對其可能性多方討論）恐怕會朝文明衝突又逼近一步。杭廷頓教授預言中的文明衝突，許多有識之士其實深以為憂。若真朝此一方向發展，最後將證明今天的經濟樂觀論者過於盲目。 比方說，封閉世界重要的輸油孔道荷姆茲海峽，全球油價隨後漲到每桶一百五十美元（約合新台幣四千九百五十元），就有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四種結果 經濟凌駕政治，各國力求安定 然而還有一種聽起來舒服得多的可能結果：經濟凌駕於政治之上。我們這個時代發生了很多事，其中一件就是中國、印度之類的巨型國家開始調整內部政治事務，以成就其國富目標。這迫使這些巨型國家亟力追求內部及全球安定、接受對外開放及相互依存的觀念。國際衝突於這些巨型國家沒有任何益處。此一國家政策優先順序，肯定有機會在世界多數地區生根沿用，即使是中東地區也不例外。 在這樣的世界裡，各國政府將會逐漸意識到民之所欲的壓力，必須把我們一起居住的這個世界，打造成一個我們可以共同接受的世界。而這又會進一步促使各國政府通力合作，提供世人共同倚賴的全球公共財：提倡安定、開放貿易、防止核武擴散、管理全球共有資源、促進發展、解決失敗國家（failed state）以及「負面財貨」（bads）全球化的問題。 在這樣的世界裡，達沃斯討論的氣候變遷、杜哈回合談判、非洲發展等議題，都有可能成功處理。集體行動，難如登天。但世人越是有強烈的動機想見到問題解決，就越有機會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世人越是不迷信單邊行動的解決模式，就越有可能尋求以合作方式解決問題。 關鍵的時刻 解決難題，選擇合作而非衝突 今年的「達沃斯難題」已經十分清楚，那就是世界經濟政治一喜一憂的矛盾對比。可是這道難題的解法卻是十分模糊。現在可以預見好幾種可能的發展結果，有的違反常理、潛藏兇禍，有的則是一想到就令人不安，就連十分理想的結果也不無可能。任一種結果，都不必然會成為事實，我們還有得選擇。我們有責任做正確的選擇：選擇合作，而非衝突；選擇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所說的開放，而非轉身背對世界。抉擇的時刻，就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