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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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說是現代世界史上的異數:雖為發展中國家,卻有撼動全球的實力。正因如此,繼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之後,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Hank Paulson)也公開呼籲中國做個「負責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可是除非中國自認符合其本國利益,否則中國不可能按美國的期許行事。同樣的,美國應該不至於感到驚訝才是,美國人在評估本身的國際責任時,不也是同樣的思維模式?
目前,兩國間最棘手難解的議題莫過於國際收支「失衡」問題。美國有不少人抨擊中國為保持競爭力優勢,刻意操控匯率。誠然,中國有著龐大的經常帳順差,據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今年將可達到一千八百四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六兆一千億元),對其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率約為七.二%。世上沒有別的國家能夠與之相提並論。
首先要討論的是,窮國輸出如此鉅額的資本,究竟有沒有道理?個人以為,這答案是否定的。但我們接著也必須再問,中國何以會有這麼鉅額的順差?簡言之,這是因為其儲蓄遠高於國內投資。理論上是這樣沒錯。就中國的例子來說,這些順差多數轉購外幣資產,形成了驚人的外匯存底,估計現在約有一兆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十三兆元)之多,對其GDP之比率約為四○%。
儲蓄攀高,多來自企業而非家庭
中國儲蓄與投資的差額擴大,一直以來大家都以為是中國一般家庭克勤克儉的緣故,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就如瑞銀(UBS)的安德生(Jonathan Anderson)所說,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企業有鉅額儲蓄。
二○○○到二○○五年間,中國國內投資毛額對GDP之比率由三三.七%升為四一.二%,然而同期儲蓄毛額對GDP之比率卻由三五.四%升到四八.四%。後者再經仔細分析,會發現同期企業儲蓄(也就是企業未分配盈餘)對GDP之比率由一九.六%提高到二九.一%,家計儲蓄對GDP之比率則僅由一二.九%升至一六.八%。整體而論,新增的儲蓄毛額約有七成應歸功於企業獲利能力提升。
的確,就國際標準來看,中國家計儲蓄比率偏高。IMF最近有份報告顯示,二○○四年中國一般家庭把高達三二%的可支配所得存了下來。不過家計儲蓄只是中國整體儲蓄的三分之一,企業未分配盈餘所占比率可是要高出許多。但中國企業還是必須向銀行借錢,這就是安德生所強調的,因為他們手中的資金不足以應付其投資需求。可是這麼一來,中國與亞洲其他多數的新興經濟體也就看不出分別。
國企改革,提升獲利力和儲蓄
於是乎,重點其實在企業部門重整,尤其是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陸續導致數千萬人下崗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大幅改善其獲利能力,中國企業部門的儲蓄也跟著大幅提高。不難想見,一九九○年代中期之後,中國企業的毛利率迅速攀升(見圖三)。因為這些改革,中國儘管投資得多,儲蓄仍是高出一截。
可能還是有讀者半信半疑,中國國企真的像前面所說的開始有可觀獲利了嗎?不過這些讀者必須記得,若是前述數據失真,那麼以下四件事至少有一項肯定是對的:中國經常帳順差被過度誇大;家計儲蓄對GDP之比率遠高於計算結果;政府儲蓄對GDP之比率大幅超出現有數據;又或投資對GDP之比率遠不及公認數字。以上四項根本連可能的邊都搆不著。福爾摩斯說,排除所有理論上的不可能,剩下的,即使現實生活中再難想像,都必定為真。而在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個議題裡,中國企業的確已經能產生鉅額儲蓄。只是這並不表示中國企業有非常驚人的獲利率,因為從投資比率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相對也投入了極為龐大的資本。
可責令國企發放股利、投入社福
現在再回歸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存下這麼多錢,又或者為了獲利投資這麼多錢,是不是真的合理?畢竟中國私部門消費大概只有GDP的四○%。我認為這答案是「不合理」。即使少一點投資,中國可能都還是得以維持一樣快的成長速度。中國實在不需要累積更多的外國資產。消費增加對今天的中國肯定是好事,特別是廣大貧農的消費、為廣大貧農所編列的支出若能增加,都會是更理想的狀況。
此外,正如世界銀行所說,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幫助中國政府達到此一目標。中國政府可以責令國企發放股利,不要只是保留盈餘不加運用。假設可以從這些企業拿到相當於GDP五%的資金,轉而投入一些像是公共醫療之類較有價值的社會項目,在其他條件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中國儲蓄毛額對GDP之比率、經常帳順差都會隨之下滑,這一代的中國人也能享受更好的社會福利。而下一代人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不會因此減少,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受影響,因為下一代中國人會比這一代富裕得多,既然如此,提前一點消費有何不可。
現在回過頭來想,若是照那些擔心經濟過熱、過度投資的人所說削減投資毛額,但儲蓄並未同步減少,會有什麼事發生?那麼一來,中國的經常帳順差將會有爆炸性的成長,世界為之震動,而且對中國本身也沒有明顯的益處。
按我說,中國政府需要的政策不是削減投資,而是削減儲蓄。而且這目標不難達成,因為中國政府正是此一鉅額儲蓄的直接或間接源頭。最重要的一點,如此轉變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企業既為國有,中國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行使擁有權,這並不是匯率政策的轉變,卻是進行外部調整最關鍵的步驟。這對中國是好事,對世界也是好事。鮑爾森先生應該會很高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