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廈門市委書記鄭立中將上調北京，出任中央台辦及國台辦副主任。 鄭是福建人，諳閩南話，又熟悉兩岸經貿及台商事務，應是此一人事布局的主要考量；此外，似乎也傳達了若干微妙信息：北京對台政策，在既有的北方思維外，或將更多地及動態地參納南方的觀點——畢竟台灣不停地在變，而且常常變得超出了北京能夠理解的範圍，從而使其對台政策不是失效就是適得其反。 是的，台灣一直在變，以致歷史上的「北京當局」幾乎從未得以正確地了解台灣、看待台灣及對待台灣。 明朝以前，台灣人少，又天高皇帝遠，與中原幾乎兩不搭界，固無論矣。清初，視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為亂臣賊子，出兵平台後，也就再也不把台灣當回事兒，直到清末。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列強叩關中國，覬覦台灣。牡丹社事件發生，北京派欽差大臣沈葆楨赴台處理，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有「中央大員」親履斯地。沈對台灣有了深入了解後，奏請北京重視台灣，一八八五年，清決定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及其後任乃戮力建設台灣，這是台灣歷史上僅有的一段獲得北京當局正確認識的時間。 未久，一八九五年清甲午戰敗，割讓台灣給日本。中國當時大概完全不知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戰略意義：一、台灣豐富的糖、米、樟腦、森林均為日本所無；二、台灣是日本南下經略東南亞的前進基地；三、台灣也是日本進口海外資源的運輸戰略通道。日本非取台灣不可！但對當時的北京當局而言，台灣不過是個島罷了。 一九四五年收回台灣，中國當然高興，但著眼的是主權領土的終於完整，而非戰略意識。 一九四九之後，兩岸分治，從兩蔣到李扁，從「反共」到「脫中」，大陸當局看台灣，套毛澤東的概念，無非就是從「內部矛盾」的鬥爭（毛與蔣是在「一個中國」下爭誰是正統，即「爭天下」），轉變為「敵我矛盾」的鬥爭（李扁要的已不是「爭天下」，而是「分天下」），台灣，仍然，「不過就是個島罷了」！ 然而，台灣在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變，尤其巨大。雖不敢說變到了「尾巴搖狗」的地步，但也絕不可忽視了做為一個「小島」，它對「大陸」起上的作用了。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是思想的解放與路線的調整，但這樣的解放與調整如無大量資金的注入，難能成功，甚至攻敗垂成一如蘇聯，其時也，台灣（與香港）扮演了最大注資者的角色。 台灣之變，不限於經濟。半個世紀來，一個漸趨成熟的「公民社會」也在孕育之中，伴隨著的，是一個跌跌撞撞，付出了昂貴學費的「民主政治」。不能否認，其中的青澀幼稚曾經騰笑海內外，但我相信，其中沉澱凝聚出來的精華，終將為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甚至包括已移居大陸的）所珍惜，並為此自豪。 直到有一天，大陸當局能「真正」「深入」「正確」地了解了「新台灣」之後，兩岸氣氛或將才能出現根本性的轉變，新台灣之於全中國的重大意義也才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