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主角是個奇怪的組合，他出生的時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貧窮小孩，他死的時候必是貴族。他是世界最大國家的前任領袖，也是情慾誘惑徬徨無助的小孩；他在政治的大競技場度過了無數美好的早晨，卻總在某一時刻跌落於不知名廢墟的角落。 他是柯林頓，一個綜合成功與墮落因子的男人；他，也是我們。 他達到了我們一生想追求的最高境界，世界霸權的領袖，無人能超越的權力地位；可是托爾斯泰早預言了，人在瀕臨死亡或欲望的頂端時，「會突然有種細微的衝動，想要反對那些地位崇高的階級所贊同的事物；他過去一直壓抑的衝動，才是真正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不真實的。」柯林頓到底不是貴族，他比那些虛妄的人士們熱愛生命，他踏過土地，摸過黑人小孩的手，探觸了真實的生命，他無法一直活在假象，於是又「犯罪」了。 閱讀柯林頓回憶錄，突然理解美國人熱愛這個總統的理由，因為他是真正完整的人，太像我們自己。他的偉大與平凡，貪婪與仁慈，憤怒與原諒，投機與善良，都太像一個平凡的人，儘管位居世界最強國家的最高位子。 於是主政八年，美國人因他偉大而興奮，因他慚愧而心疼，因他噬錢而會心一笑，因他墮落而憤怒，等一切都走完後，美國人看待柯林頓，八年總統留下了某些美好的品質，心頭舒緩，人生本來就該如此，至今懷念。 領袖本來應該是供人仰望的，柯林頓卻改變了這種關係。他的好與壞，一直在逼著美國社會思考也成長，什麼是道德的真義？什麼是基督教中的救贖？什麼是美國人的終極價值？歷史上提供美國人這種思考的領袖不多，不止因為他們欠缺醜聞，羅斯福、甘迺迪、雷根，尼克森ÿ.比比皆有醜聞，而是他們都太遠了，太高高在上了，太貴族了。他們的優越感，使他們的生命，離平凡太遠，即使犯了罪，內心掙扎也貧瘠得可憐，至少他們相當吝惜於和外人分享他們內心的窘態，為了維護他們自以為完美無缺的領袖表象，他們多半活得不像個真實的人。 柯林頓相較之下就顯得特別了。他的回憶錄寫一九九八年五味雜陳的一年，時序邁入，他一生最艱難最詭譎的一年。那一年個人的羞辱與外交的勝利交錯而來。從元月二十一日柳斯基婚外情被《華盛頓郵報》披露；同一天會見阿拉法特，轉告他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撤出西岸的計畫，希望促成中東和平；三月訪問非洲，聽取了一位從盧安達大屠殺中生還的女性控訴。 她被砍成重傷，倒地垂危，死來時發現置身於血泊之中，而丈夫與六個兒女都躺在一旁，已然氣絕。她曾絕望地向上帝哭喊，為何要她單獨活下來？為何？說話時已恢復莊重氣度的非洲女人告訴柯林頓：「我漸漸明白，不會為了報復，我竭盡所能幫助大家，重新開始。」柯林頓從這位女人身上意外得到了力量，他早晨起來面對醜聞一日比一日擴大，終到他必須說出「真相」；白天處理北愛、朝鮮、美洲高峰會，禁止核武試爆條約、科索沃、恐怖分子生物戰，還有中國。如果可以在白宮睡覺，他的待遇是沙發，權力使他贏了白宮，卻失去了臥房，他像隻狗一般，蜷曲於自己的「家」中，一個懦弱而慚愧的丈夫；他無能解釋自己的激情，只好全盤讓孩提時刻反叛的中產拘謹價值擺布一切。 這是夜晚，到了白天，他還要奮戰，他不辭職，他從非洲女人身上得到了意外的祝福，柯林頓無論承不承認自己是個「壞」男人，他相信某些驅使他從政的價值，那個價值的偉大信仰，包含了他夜晚的秘密，幫助他完成美國總統二十年來難見的外交成就。 他在回憶錄中一定程度透露了當時的真實心情，他把自己比喻為「日正當中」的男主角賈利古柏(Gary Cooper)，在片中帥氣的牛仔其實從頭到尾都怕得要死，可是他還是做了對的事。 我曾經於他的來台簽書會上公開說，「我不相信回憶錄中對柳斯基事件的敘述；人在激情時往往不需要理由，特別是男人；等東窗事發後，卻找一堆道理自圓其說。」這是閱讀柯林頓回憶錄的傷心之處，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人」當上總統，做了偉大的事，犯了平凡的錯，這位路易斯安那吹薩克斯風的爵士青年，到底還是想當個貴族，他出了一本回憶錄，卻在緊要時刻又把自己交給了他內心裡並不認同的虛妄價值；於是他只能這麼說自己，「童年時期的黑暗面 ……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他的「壞」好像有了歸結，卻沒了去路；於是人生只好一壞再壞…… 如果柯林頓的回憶錄不是為了賣錢，柯林頓想要的真誠人生是什麼？ 透過強權領袖的位子、名望、權勢、財富，他可以輕易擄獲半個世界的愛，但他的真誠注定他要在人生的某些盡頭陷入徬徨無助的境地。他會要什麼？我想他會要巴弟或「驢子」。驢子是個人，長柯林頓一輩，他好奇六○年代反戰的青年對毒品、性愛與女人的經驗，驢子告訴柯林頓，他結了十次婚，柯林頓嚇了一大跳。驢子說，「別那樣盯著我看。我跟你一樣大的時候，時代和現在不同。以往假如你想有性關係，只說愛她們不夠，得娶她們才行。」柯林頓笑了起來問他是否還記得十任老婆的名字，他回答，「只有兩個不記得。」他最短的婚姻？「一個晚上。」驢子在汽車旅館醒來，宿醉地很厲害，還有個恐怖的陌生女人。驢子問：「見鬼了，妳究竟是誰？」她說：「我是你老婆，你這狗娘養的！」驢子就起床，穿上褲子，然後溜了。 巴弟則是柯林頓的舅公，他們家的廚房有張大桌子，眾人於其上烤牛肉、吃菠菜，挖馬鈴薯泥，還有喝冰茶，遇逢假日巴弟就開始說故事。鎮上的傳言、誰騎馬術一流、連他的女兒私奔又離婚回家，巴弟都說得含淚帶笑。巴弟沒念什麼書，對人性了解卻有種格外的透徹，他深知身邊人的弱點，包括他自己。巴弟告訴小柯林頓，在廚房大桌子旁，「沒有人完美，但大多數人是好人。」到了八十七歲，巴弟還開著甜甜圈店，並且交了兩個女朋友，一個九十一，一個九十三歲。巴弟每週分別帶她們出去兜風，柯林頓當州長後，問他「所以你現在喜歡老女人了？」他賊兮兮地說：「是啊，她們到了這個年紀似乎安穩了。」 東方有一項悠久悲觀的傳統，「虛空的虛空」，西方的道德家卻不認為如此。柯林頓年輕的時期，曾經遠渡歐洲，甚至莫斯科，尋找這個答案。六○年代的反越戰青年，想當英雄，又要反叛既有的價值，他在古蹟與史冊裡追問，時間可以多無情。一棵樹木可以目睹幾世代的更迭，但人到節骨眼上，只能化為塵土，皇朝往往過不了幾代。國王、貴族、征服者、平民、奴隸……在時間的裁判之下，結局都相同，這是人類至今唯一完成的民主。何必耗盡心力追求一時的勝利！美國活在自己的贊揚中，以為自己超乎歷史的規範，於是正如亞歷山大帝般，在越戰的假象中挫敗。 柯林頓的美國英雄夢，因此只是一種平凡人的偉大之夢，它活在提醒自己終究是個脆弱的個體之上，英雄只能在現實和叛逆中擺盪，時而做出了妥協，彼此平衡；時而又彼此衝撞，某個單向超越了另外一面。他沒有能力如布希般，以某個欲求全然征服自己。有一部分看似死亡了，隔一會兒它又回過頭來。某個程度，那可能不只是柯林頓的難題，而是一九六八學生風潮一代成長的青年共同的擺盪；你那麼自信，要主宰自己，你要往上爬，克服那一切；可是爬到了頂點，你想起了巴弟，巴弟家的馬鈴薯泥；你想起某個汽車旅館裡，你不想再提起的快樂與恥辱；你曾告訴一位小女子一個可愛的秘密，它把你拉離人生的常軌，卻又還給你人生應有的感動。 這些複雜交錯的夢，使柯林頓譜成一種嶄新的美國價值。美國做過壞事，但是個好人；美國看起來很強壯，但骨子裡有一部分很脆弱；美國白人高人一等，但隨時都可以像隻狗，被老婆踢出去睡地板。 美好之下的不美好，ＤＣ之外的路易斯安那，柯林頓比那些布希家族更像美國人，一個完整的美國人。這點幫助了他，行使美國霸權力量時，盡力地節制、再節制。 也因此，他成了美國史上，除了林肯之外，第二位受歡迎的領袖，因為他像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