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點二十一分，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按照世貿組織規定，存查於秘書處後三十天，台灣將正式成為世貿成員。 如果數字也算預言，這麼多個一：二○○一、十一月十一日，還有晚上十一點，台灣必須經歷許多歷史偶然，才終於重返了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如果攤開既有國際體系，現在這些國際經濟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世界銀行World Bank都屬聯合國的外圍成員。當台灣在一九七一年，因為一個挫敗的老將軍不願意認輸，終於導致兩千三百萬人，無論如何努力，都再也得不到世界的認可後，總共累積了二十四年，像歷史奇蹟般，台灣才又重回國際舞台。 這個國際舞台，得來多麼不容易。五十幾年，台灣從一個有一點點現代化基礎的社會，開展了出口導向和石化工業，經歷了一次石油危機、二次石油危機，蔣家也真得面臨他在大陸冰敗如山倒的窘境，才理解了經濟對一個國家的重要。五十幾年，蔣家統治的歷史曾經給過台灣無窮的政治悲劇，可是卻留下了種子，長出今天的經濟奇蹟。 無論在國際政治上如何被否認、被趨於邊緣化，但是這兩千萬人，真的用他們的雙手雙腳，「打拚」出了一個第十四大的世界貿易國的地位。在世界的地圖裡頭，全世界一百四十五個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如果以地理人口計算，台灣可能連前一百名都列不進去；但我們就這樣活生生地掙出了第十四大的成績。總統輕描淡寫地感謝了現任經濟部部長林信義，他忘了稱讚十二年來所有努力的歷任經濟部長、次長、國貿局長。如果翻閱一下歷史，你可以看到，當年江丙坤擔任國貿局長的時候，如何地飛到東京、飛到漢城，又飛回東京，終於等到了可以讓當時經濟部長陳履安見了世貿組織秘書長一面之緣，這麼一來才開啟了正式的入關之路。 可是這些官員再怎麼努力，如果沒有台灣人民日以繼夜的辛苦勞動，哪裡還真掙得來今天這麼一天呢？ 某一個高科技協會的負責人這麼說著：「台灣的下一代只講創意，辛勤都沒了。」台灣要比創意，怎麼比日本、怎麼比歐洲、怎麼比美國，我們的高科技什麼時候靠創意了？我們的高科技坦白說，還是以製造業的精神，星期六、星期天趕工，把Sony的生產線日期從一百二十天硬縮成六十天，把矽谷的生產線日期從一百五十天硬縮成一百天，是這麼一步一步地給掙出來的。 歷史常常最悲哀的是，當你爬上了一個山頂時，人們忘了怎麼到達頂端，也就無法預知終於將下滑。從一九九○年代全球化的辯論以來，世界經濟到底應該走向區域經濟還是單一市場，一直是經濟學家爭論不休的話題。美國九○年代的政府官員，看到Chrysler大樓被日本人買走，看到Rockefeller Center被日本人買下，差點連Empire State Building（帝國大廈）都插上日本國旗時，美國開始走向新的策略，如何透過國際政治上的優勢，扳回他們在經貿上的頹勢。「不能只有我的市場是自由貿易，必須全世界都打開」。 全球化雖然在上一個世紀，已經進行了將近二十五年，可是大量的討論，都集中在最後的十年之中。這麼集中的討論，其實與蘇聯崩解、冷戰真正結束有關。初期社會學家除了用後冷戰時期形容這個階段以外，沒有辦法掌握時代的特色。美國在一個經濟困惑的時刻，沒人敢再像一九二九年的英國政府、美國政府如此樂觀，全球化的辯論成為那個年代，從國家到智庫共同最關心的話題。在全球化底下，美國一方面把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透過國際組織輕易地控制，接著透過超強的勢力，重新打開了可能擁有的貿易新興市場。一九九五年才剛剛成立的世貿組織，今天也不過六年光景。如今討論ＷＴＯ，雖然人們提到它下一步的困難，雖然人們看到一九九九年年底西雅圖年會爆發的暴動，但人們對它功能的懷疑，遠不如對聯合國的質疑。但美國的腳步，並沒有歇著，也不敢大意。就像十八世紀歐洲興起民族國家的風潮，全球同時展開複製歐盟「區域VS.全球」或「區域＋全球」的競爭形態，主權國家之間的衝突，變成區域之間的競爭。在單一市場架構下，每一個區域像各懷鬼胎的騎士，隨時準備把錢收到自己床底門下，必要的時候又騎著馬去征戰別人的戰場。 歷史健忘得很，但讓我們回頭看，台灣怎麼加入ＡＰＥＣ和ＷＴＯ。當時的年代，亞洲經濟還是美國主導的局面。中國在九○年代，經濟體規模的總能量，不到台灣的一半，江澤民在天安門事件後兩年剛剛繼任，是個從北京人眼中來看，政治還沒真正入行的上海鄉巴佬。八九年那個時刻的中國，必須維持它的開放改革，和美國交易沒有多大的籌碼。天安門事件以後，它滿身是臭腥，急於得到西方對它的認可與支持。在天安門旁邊，學生的抗議並沒有嚇到北京政府，但是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失業與勞工問題，讓中國重新調整他從七九年到八九年過程中，開放改革帶來的經濟失序現象。天安門事件使鄧小平不只槍斃了路上的反抗分子，逮捕了大量的天安門前的學運成員，驅逐了很多年輕一輩的學運領袖，更重新給中國打造了一個新的經濟計畫，與一個真正適合開放改革的國家機器與官僚體制。那個年代倒下的中國，殺人無數的北京政府，卻又諷刺地在歷史的深淵中，開啟了它新一波現代化的動力。 同年代的台灣，我還記得台灣人的洋洋得意，比方說我媽媽吧。請她買個三、四十萬美元的紐約公寓，就嫌：「不，我回台灣會被人笑，說我在紐約買個狗窩。」過條河到紐澤西一看，左邊是大陸航空總裁被裁員以後不得不賣的房子，右邊是花旗銀行的某個分行的副總裁被迫拋售的房子。這些只有在六○年代電視上才看得到的豪宅，現在都個個輕易入袋。比起來算算價碼，還真不過貴了木柵的透天厝一點點。我媽媽捧著一筆錢，原本打算在美國買下了這麼一座電影豪宅，還記得當時推門一看，哇，不得了！媽牽著我的手，等著看我高興的表情，卻招來痛罵一頓，光是大廳，就好像得穿著溜冰鞋才能掃完地呢！我說：「誰住呀，活像是操場裡的冰宮。」 台灣人趾高氣昂，新台幣兌美元從三十八比一升值到二十五比一時，人們看匯率的差距，隨著泡沫經濟裡頭金錢的美容效果，讓台灣每一個擁有東區房子的中產階級，都想像自己在下個五年大約可以住進歐洲的城堡，成為某一個割據領土的諸侯。那個年代的台灣多麼趾高氣昂，中國多麼衰尾。 八九年就逮著那個時機，美國讓台灣成為ＡＰＥＣ的會員國，九二年美國逼迫中國大陸同意兩岸同時入會，只是台灣必須比中國晚一分鐘。時代過去了，驕傲的台灣人的時代過去，奇蹟的台灣經濟時代過去了，差點可以買下Empire State Building的日本光榮時代也過去了，代之而起在國際舞台上新耀眼的，是穿著唐裝的上海幫，是談得像羊叫聲卻以為自己英文很行的國家主席江澤民。美國白茜芙再怎麼老大不願意，也只好看她前面那個禿頭楞子龍永圖，對她吼吼叫叫的，可是卻中、英、法文都流利極了，與她簽下雙邊貿易談判協定。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以前以為講的都不過是一個村落而已，員外財產的起起伏伏，也沒想到就真是一個國際經濟風景的大風吹。 好像詛咒吧，你看這麼多個日期的「一」。本來我們應該充滿喜悅地迎接ＷＴＯ，可是國際與國內因素都讓我們開心不起來。國際呢，在上個禮拜，朱鎔基才剛剛大張旗鼓地搞東協加一，亞洲的這些國家把台灣扔在一旁，根本不理你了，搞起自家人雙邊談判：日韓雙邊自己談、東南亞自己談、中國跟日本談、中國與韓國談、中國和東南亞談，然後台灣就像當年一九七○年被聯合國扔在一旁的棄子。在亞洲的地區裡頭，中國老大哥日日崛起，儘管它國內有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有著全球化的爭論，有著嚴重的失業率問題，受著ＷＴＯ的嚴重衝擊。可是大量的外資，新增加的投資機會，以及它開放的新興市場，在歷史的奇蹟機會中，足以挽救中國的危機。中國何其幸運，像個蹺蹺板一樣，突 M像當年的台灣，一翹就翹上了歷史的上端；不平的是，台灣自己從來不知為什麼，卻滑下來到蹺蹺板的另外一端。 現在時局對台灣什麼都不對了，東協加一，台灣報紙寫了「別讓台灣邊緣化」，新政府拍著胸脯，連一塊瘀青都不用了：「絕對不會被邊緣化」，也不知道他們的信心從什麼地方來。當各個國家經濟的主要策略都以「全球區域」並存時，也就是全球景氣好的時候，走入ＷＴＯ架構，全球景氣不好的時候，走回區域經濟的架構。台灣活在亞洲，卻遙遠地屬於不知道地球的哪一個角落。我們這個國際政治的棄兒，被拋棄了那麼久，本該很喜悅地加入一個新的經濟聯合國，可是還沒加入前，就已經又意識了自己另一個翻過頁去、再度被拋棄的新痕跡。 國內呢，我們從九三年至九七年是入世談判的高峰期，雞肉、雜肉稅在桌上這樣敲敲打打的，汽車工業如火如荼地談判到半夜。現在的經濟部長，當年的中華汽車負責人被叫到經濟部，連夜告知讓步汽車配額，氣翻了臉，如今卻當上了經濟部長。歷史的錯亂雖然不勝欷噓，可是真正嚴重的，是九七年當台灣在國際經濟裡頭，大量出口輸出，最需要各國打開自由貿易協定，最需要加入ＷＴＯ的時刻，我們卻因為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搞不定，無緣參與。兩岸再怎麼恨，就鐵定被綁在一塊，中國跟美國談不攏，台灣人再恨也沒法子。像哈金小說所講的《等待》一樣，等了半天坐在火車站，等等等，等到火車來了你坐上，才告訴你，現在車上的票已經比你原來進來的時候票價貴了三倍，然後你掏了口袋的錢，才發現好像付不出來。 我們等到二○○一年才加入ＷＴＯ，現在的失業率，金融產業，各企業特別是建設營造業的負債，ＷＴＯ的衝擊，像一個腎臟病的患者得開心臟，真擔心他就暴斃就死在病床上。以前古代禮俗常有個觀念叫「沖喜」，就是快死的老人，趕快叫孫子娶個老婆來沖沖喜，看能不能延長壽命一點點。我們現在是沖悲，這麼悲慘的時機，來個ＷＴＯ給大家沖沖悲。但是呢，新政府面對這些問題的準備能力，甚至連國家的預算赤字與負債，編列相關預算來解決問題，都已經快沒有能力了；卻只為了選舉聲嘶力竭，要編列老人年金、抵賴地方建設、亂開選舉支票。看來和台灣人民綁在一起的，豈只惱人的中共，還包括不爭氣的政府。 每次談起國際，看著台灣，就想哭。我記得當年在紐約工作時，有段時間幫台灣的國際組織做事，設的辦公室在Empire State Building。因為我不切實際的幻想，總相信小時候看「金玉盟」電影，帝國大廈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應該可以幫台灣人尋得一塊天堂。可是越靠近天堂，就越看不到我的故鄉。國際政治的版圖裡頭，地圖只要小一點，台灣就看不見了。每天和時間競賽，總覺得那是我的父母親、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所有的朋友生長的故鄉，我不能看著它從國際政治的版圖中消失。任何與台灣有關的議題，在紐約都是不存在的，除了雜貨店、百貨公司，你可以找到一個塑膠盒子旁邊寫著「Made in Taiwan」，或是一雙鞋子上面寫著「Made in Taiwan」，台灣的意義，也不過就是那麼一個小招牌。到聯合國，大廳前資訊櫃上放滿了各種ＮＧＯ（非政府組織）的宣傳品，巴勒斯坦，沒有家園、幾百萬難民，夠苦了吧，他們組織的宣傳，可以放在那個櫃子上。可是你要寫著與台灣有關任何事物，單子放上去沒隔兩分鐘，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就丟垃圾桶。我們不能「燒掉」你，可是我們可以把你遺忘掉。有一晚十二點多下了樓來，守衛特別好奇，懷疑我這姑娘每天怎麼都這麼晚才下班，我和他說說台灣，就哭將起來。守衛看著我，八成以為我是一個愛國分子，回我，你一定是個很了不起的愛國主義者，才把我的眼淚嚇得停止了。馬上趕快收拾包包，回到家裡頭去。 活在台灣的時候，特別恨這裡，選舉這麼吵、政客這麼無恥，總統、行政院長、黨主席、廣告，各種曾是尊榮的職位都可以是公然說謊作弊的看板。可是活在這裡總有一個好處，你覺得踏踏實實的，台灣沒有被扔掉，不會不見了。 西元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點二十一分，一連串的一，像預言一般，一個一個排列出來。台灣人現在時興卜卦，如果找個易經師傅給他摔摔板子，可能易經師傅會這麼說：「這是個籬笆吧，恐怕就到此為止了。」 （李信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