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十一月十日及十一日，海峽兩岸的中國幾乎同時獲採認進入ＷＴＯ，從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決定改革開放開始，迄中國大陸進入ＷＴＯ，整二十三年。這二十三年，在中國浩浩歷史長河中，起了扭轉近代中國兩百三十年國運的關鍵意義。 把中國的歷史對照著全人類的歷史，把中國的經濟力、文化力、國力對照著全球眾文明的經濟力、文化力與國力來看，中國從來就站在前沿、前矛甚至是首位。從二千五百年前到二千年前，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是如此，從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到一千年前的宋是如此，從六百年前的明到二百五十年前的前清，還是如此。 就是在一七五○年也即是距今二百五十年前，估計中國工業總產值占全球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仍高達三○％以上，類似當前美國ＧＤＰ占全球ＧＤＰ的比重。但是，中國國力國運的衰退及整個形勢的逆轉，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持續兩百年，到一九五○年時，前一比重即劇降到只有三％。 與中國的衰敗恰恰成為尖銳對比的是西方經濟文明在這一期間的迅速崛起，東西方發展勢頭的巨大反差，終至進一步演變成西方帝國主義凌辱剝奪中國的近代史。中國衰，西方強，此消彼長的關鍵在哪裡？ 原因可能不少，但核心的、要害的，其實只有一個：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 中國錯失了、排斥了這個讓西方富強的資本主義幾乎有兩百年之久。如果以亞當斯密《國富論》（做為市場經濟的經典，還真「名實相副」）的出版，一七七六年，權作為一個時代開始的刻度，到目前大約正好走了兩百三十年。這兩百三十年，就成了中國國運的轉捩，前面長長的兩百年中，中國的敗退似乎是無休無止，不知伊於胡底。 直到上個世紀後半頁，台灣先一步走上了市場經濟，不旋踵間，即由一個落後經濟蛻變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中國大陸則持續摸索，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做出了歷史大決定，才出現轉機。 鄧小平的決定，正是中國告別鎖國政策，嘗試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開始，這二十三年來，從思想的解放到行動的試誤，從原有的產品（計畫）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再走上市場經濟；然後，做為最後一步，進入ＷＴＯ，毅然全面地與全球市場經濟接軌，為二十三年來扭轉中國國運的努力，做了一個最佳的承先啟後的轉接，也為中國二百三十年來中國國運由盛而衰，由剝而復，從惡性循環終於轉為良性循環，提供了歷史契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在中國終於回歸了長期歷史發展軌跡的基本面之後，如無太大意外，從二十一世紀開始，中國當會享有以世紀為單位的長久盛世。至於台灣，在中國之中，短期或不免受領導人智慧與格局的影響，長期，或也不無令人審慎樂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