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對李遠哲說「台灣問題留到下一代再說吧」，到近來海內外都高度關注大陸八月的北戴河會議會不會針對台灣作出重要的決定，十三年來，兩岸關係確實出現了極大的轉變。 嚴格地說，自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以來，中共當局真正下了決心武力犯台，只有五○年六月韓戰爆發前的那一次。在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六月二十七日美國宣布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之後，中共當局即已了解到解決台灣問題非朝夕間事，七九年開始全力推動經改之後，台灣問題更非優先，鄧小平八七年的談話，正是反映了此種心情。 即便到了九五、九六年，北京當局因李登輝訪美而暴怒，發動了一連串的文批武嚇，目的也僅在於對台灣的台獨傾向加以警告，並無動真格的準備與決心。 九九年七月的兩國論或許是一個關鍵轉捩點，據了解，這一次幾乎已蓄勢待發的大動作，因為九二一的大地震而緩解，但就像地殼運動一樣，能量並未消失，甚至更因今年台灣政局的劇變而在持續蓄積之 中，目前海內外對於北京當局動向的高度關注，並非無因。 台灣（及兩岸人民）能否免於一劫，就現實及理論看，或有四種機會︰ 一、台灣新領導人懍於形勢之險惡，以大魄力、大勇氣、大智慧，大力地扭轉他跟民進黨過去的思維與主張，針對兩岸關係，承認並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二、台灣在野的政治勢力或領導人，盱衡形勢，不論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或是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勇敢地在執政的民進黨無力化解兩岸危機的情勢下，與北京當局協商，在確保台灣的安全、尊嚴與發展的前提下，構建出一套可運作的架構，給台灣人民多一種選擇。 三、華府當局懍於北京當局以非常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與傾向，衡量自身國家利益，作出了避免與中共對決的選擇，在這樣的情勢下，以軟硬兼施的手段「敦促」台灣當局，接受北京當局的「原則」與前提，坐下來，與北京當局進行政治談判。當然，美國做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會忘記以此向北京當局交換一些利益。 四、在北京當局的重要對台決策會議上，武力解決派再一度地被和平解決派所說服，或者，雖然與會者壓倒性地傾向於武力解決，做為最後決策者的主席江澤民，基於各種考量及因素（包括他個人的性格），仍然選擇了繼續聽其言、觀其行的「等」字策略。 以上四種機會，任何一種出現，台灣（及兩岸人民）即可免於一劫。台灣終究能否免於一劫？雖是造化，往往由不得人，讀者卻可自行參考前述分析作一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