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傅高爾（Steven K. Vogel），是最早分析美國需大政府路線的學者之一。今年他與華府自由派智庫尼斯卡寧中心（Niskanen Center）聯名發表《Level Up America》（美國升級）報告，提出美國能如何透過產業政策升級的建言。
他接受商周獨家專訪，分享他的看法。
商周問（以下簡稱問）：為什麼你認為美國這次需要產業政策？
傅高爾答（以下簡稱答）：首先，不論是從把人送上月球、設立導彈防禦系統、減少碳排放，還發展出能夠挺住意外衝擊的供應鏈，只有政府，才能夠制定和推動這些國家級任務。
第二，民營部門有各自的營利目的，一些對整體社會有利的項目，他們恐投資不足，由政府來補足這個缺口是有意義的。
問：當前困境與美國之前的狀況有何差別？
答： 有些需求在現在變得明顯，例如，加強供應鏈韌性；發現新的藥物、療法和疫苗來保障大眾健康。
還有一些需求是不同的：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調整生產和消費模式以減少碳排放、開發減緩氣候變遷的技術。
問：為什麼這次美國有機會成功？
答：這將取決於，美國政府能否制定明確目標，有效推行政策；取決於執政者行政能力，與能否挺得住利益團體壓力。
我建議美國應該專注在：一、公共使命而不是隱藏的利益輸送；二、政治包容而不是對立；三、由政府統一來為產官學研各方做協調。
問：這是否意味著美國走上了中國的計畫經濟道路？還是應走日本路線？
答：不，美中日都有不同的產業政策模式。日本戰後產業政策的特點是，政府目標明確，有一個相對自主且能力很強的官僚機構來推行策略。
中國模式與日本的區別在於，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更為開放，更依賴透過國營企業做直接控制。
美國過往產業政策的重點是軍事。在軍事之外的產業政策比較間接。
我的建議是，美國應向日本學習一些一般性教訓，之後該規畫出自己的道路。
問：增加美國本土製造，與盟國加強合作，目標會衝突嗎？
答：不一定，但美國政府將不得不巧妙處理這一點，以同時達成這兩個目標。例如，美國和台灣可以通過促成民間企業如台積電，赴美設製造基地、簽訂授權協議，來加強經貿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