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為跨境旅遊按下了暫停鍵；但同時，亞洲最大的兩個金融中心——新加坡和香港，卻看見了全球避險基金與財富轉移的大好機會。
尤其2016年與2017年，避稅天堂分別爆出「巴拿馬文件」和「天堂文件」洩露案，讓機構對投資於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和模里西斯等地更謹慎，害怕這有損聲譽。
這些傳統離岸金融中心，奠基於隱私和低稅收的基礎上。
爭管理資產，星港推類似服務
如今，新加坡推出了新的投資基金架構「可變資本公司（VCC）」，不僅讓國內外公司實體更容易在該國註冊投資工具，也可以將大筆資金存放在這個謹慎、低稅收、監管又相對完善的金融中心。
雖然名稱有可變兩字，但VCC還能擁有固定資本，進而接觸各式各樣的用戶，包括共同基金、避險基金、私募股權、房地產公司和家族財富管理者等。
香港則於2018年推出類似的基金架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OFC）」，旨在豐富投資工具的多樣性，並加速香港基金分銷到全球。根據顧問指出，香港欲藉此吸引資金，鞏固其做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支持者相信，這些新投資工具，預告著資金管理方式將出現重大的改變。
「我們認為，這是資產管理、家族辦公室和整個資本流動大重組的開始，」一家英國律師事務所駐新加坡的合夥人表示，「這為（香港和新加坡）成為家族辦公室和避險基金的新混合體，鋪平了道路。」
對於這兩個長期爭奪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對手而言，推出新投資工具的背後，都存有明確的地緣政治動機。
中國拖累香港，資金更愛星國
香港的目標市場，是中國投資者和機構。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執行長黃王慈明（Sally Wong）指出，一些人會受到香港的熟悉和親近感吸引。
OFC還適用於互聯互通計畫，代表允許中國和香港的投資人，可以在雙邊市場購買理財商品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新加坡則更有野心：試圖通過監管創新和敢於承擔風險的名聲，在亞洲地區，將自己定位為新的頂級掠食者。
律師表示，VCC正蓬勃發展，象徵新加坡成功將自己塑造為中國資金的「非中國」選擇。隨著美中關係惡化，更凸顯它做為安全避難地的角色。
香港和新加坡都祭出激勵措施，鼓勵在當地註冊投資工具。「政府致力讓香港發展為不僅是基金分配中心，更是基金註冊中心，」黃王慈明解釋。
然而，中國越來越專制，導致香港仍落後競爭對手，許多投資人更願意把資金投入距離中國較遠的新加坡。
中國越來越專制，導致香港仍落後競爭對手，投資人更願意把資金投入新加坡。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VCC數量，遠勝過在香港成立的OF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數據顯示，這幫助該國2021年的總資產管理流入金額創下新高，比前1年多出近16％。
「大量資金回流正在發生，」印度稅法事務所Dhruva Advisors在新加坡的稅務合夥人古普塔（Mahip Gupta）指出，該公司已經成立了65個VCC，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從其他司法管轄區域轉移而來。
事實上，新加坡的VCC也得益於資產管理行業中快速擴張的家族辦公室。疫情期間，大量的家庭財富轉移到這個島國，發展甚至比VCC更蓬勃興盛。
當地法律事務所Bayfront Law的律師林萊恩（Ryan Lin）形容：「VCC推出的時機，適逢新加坡做為財富與資產管理中心越來越受歡迎……，時間真的很剛好。」
單一家族辦公室不受新加坡金管局監管，律師表示，他們因此一直把錢投入VCC領域，進而創建了一個吸引世界各地資金的生態系。
這也引發了金融專業知識出現流動。新加坡當局要求VCC必須在當地設置一名基金經理，負責落實盡職調查和防制洗錢控制。
「這個（要求）很聰明，」東南亞律師事務所Rajah & Tann的稅務、信託和私人客戶業務部的主管拉賈（Vikna Rajah）解釋：「這能為律師、會計師和審計師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的投資銀行、退休基金報告都指出，最近不管是初階或資深人才，都正穩定流向家族辦公室或VCC，準備迎接資本湧入。
律師表示，由於長期以來，香港和新加坡互相爭奪亞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名號，加上VCC和OFC兩種結構很相似，因此看起來只像是兩地交戰的新武器。
最大風險是吸引到不法所得
但實際上，兩者對全球基金而言，代表的是更大機會：這兩個亞洲金融重鎮，將結合成一個更進步、更新的離岸金融中心。
然而，他們想要取代傳統避稅天堂，挑戰仍存在。因為除了要吸引已經在加勒比地區最賺錢的業務，同時可能因為倡導避稅，從而引發公眾強烈反彈；此外，還必須避免吸引犯罪團體和洗錢者，以及看準股東姓名不會被公開而意圖不正的投資人。
「合法資金恐怕跟不當資金混在一起，並用於投資不同領域，將導致當局難以追蹤可能被盜用的資金，」國際透明組織（TI）的研究和政策專家馬蒂尼（Maíra Martini）警告，「為了降低這些新投資工具被用於洗錢的風險，提升基金經理的透明度和監管將是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