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諸歷史,貨幣匯率的升貶曾對一國經濟帶來重大影響。1980年代,日本對美國累積大量貿易順差,美國官方認為這是日圓匯率太低所致,於是1985年推動《廣場協議》,強迫日圓升值。到隔年底日圓兌美元已大幅升值46%。

有些分析認為,日本經濟後來陷入「失落的20年」,罪魁禍首就是《廣場協議》。但野村總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認為,日圓大升使日企海外購併成本降低,為日商走向全球打下基礎。

曾親身參與簽署《廣場協議》的日本前國際金融局長行天豐雄則認為,將日本經濟衰落歸咎於匯率,是太過簡化問題,根本原因是日本未進行改革。「我寧可說是日本的反應錯誤,而不是日圓升值本身對日本不利。」他說,「我們錯失了結構性改革的機會。」

搭大環境順風賺錢,不比賺策略財好
企業恐坐享價格優勢而產生惰性

如今台灣出口產業的競爭力,是否也只維繫於新台幣匯率?

台灣機械公會理事長柯拔希曾呼籲央行,新台幣應跟隨主要競爭國家一起貶,才能維持出口競爭力。他說,「若新台幣持續升值,廠商等於做白工。」全球第3大工具機集團友嘉總裁朱志洋也曾表示,若新台幣持續升值,將導致出口導向的中小企業陷入困境。

這些「貶值救出口」的論據,源自台灣的經濟結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2022年台灣經常帳順差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逾13%,遠高於日、韓、中等東亞經濟體。由於台灣比其他經濟體更依賴貿易,為了擴大出口,新台幣貶比升更好。


但這種論據有2點值得商榷。1是策略財vs機會財。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邱奕嘉曾說,他去拜訪企業時,喜歡問老闆「你靠什麼賺錢?」如果老闆回答,因為風潮流行,他的產品大賣,這家公司賺的就是機會財——大環境順風帶來的機會。

但若老闆回答,他的產品有某特異功能,或他公司有什麼獨到之秘,則該公司賺的就是「策略財」——因為自家策略選擇正確才勝出。

簡單的說,機會財是外在環境,操之於人;策略財是自身體質,操之在我。新台幣貶值就是機會財,這是國際大環境決定的。「貶值救出口」就是把自家企業命運,寄託在外部環境,這就像把自己身家投入賭場孤注一擲。將自己命運寄託在變幻無常的運氣,很難說是明智的決策。

2是道德風險。若按業者要求,新台幣匯率被官方壓低,這就類似一種政策補貼,其結果將是鼓勵廠商不用在研發、技術等下功夫。既然企業可坐享新台幣貶值的價格優勢,何必努力?

台灣央行報告曾指出,低利率環境造就台灣「殭屍企業」盛行,就算經營得再差,廠商也能用低利率借到錢。低匯率是否會有同樣結果?

過去日圓大升,索尼、豐田乘勢改革
現在是台廠檢視自家競爭力的機會!

這次日圓劇貶,新台幣相對升值,雖然對台灣工具機等出口產業帶來衝擊,但「禍兮福之所倚」,這未始不是檢視自家競爭力的機會。

首先,面對貨幣升值,廠商並非只能坐以待斃。上銀集團總裁卓永財就曾表示,企業有3種方式避險:遠期外匯、分散市場及提高競爭力;其中以提高競爭力最有效,當產品價值提高,就有能力吸收匯損。

其次,市場競爭鐵律是一分錢一分貨,要嘛品質差但便宜;要嘛品質佳但較貴。過去因新台幣貶值,台灣出口的工具機享有價格優勢,也就是相對於日、德等對手較便宜。

但當日圓劇貶,這些對手的工具機品質較佳卻更便宜時,台灣業者只能有兩種出路——要嘛更便宜,要嘛提高品質賣較貴。這種生存壓力會逼使廠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或投入研發提高品質。一些業者在這過程裡可能被淘汰,但長期來說,存活下來的廠商,其競爭力會提升。

以日本為例,在《廣場協議》後,日圓大幅升值,遭受打擊的日企進行2種變革,一是電子消費大廠索尼(Sony)的組織再造。

當時的索尼社長大賀典雄,建立起「公司中的公司」制度,將19個事業群重組為8個事業部公司,各自負責從生產到銷售的全部業務,各事業部總裁擁有更多權力。他的目標是透過權力下放,讓各部門發揮自己的創業精神。「讓一股新鮮空氣席捲整個公司,創造一種新的活力。」大賀典雄如是說。

這種改革後來有了成果。1990年代初,索尼的工程師久多良木健,說服大賀典雄成立索尼電腦娛樂分公司,後來開發出遊戲主機,這就是至今全球已賣破5億台的PlayStation系列。

另一例是豐田汽車。日圓大幅升值後,原本主打平價車市場的豐田,1989年成立Lexus,進軍高級房車市場;同時改造組織,將原來的金字塔型轉變為平面型結構。且為降低成本,豐田後來推動「CCC21」運動,目標是將180個核心零件的成本平均降低30%。這些改革的成果是:2003年豐田超越福特,成為全球銷量第2大車廠。

同樣面對升值壓力,索尼及豐田等日企抓住機會改革,日本政府卻浪費了這機會。

《廣場協議》後,日本政府曾收到各種結構性改革建議,包括刺激內需、減少經濟對出口依賴等。「但政治家或大眾沒有動力這麼做。」行天豐雄說,「政府不想進行結構性改革。」結果日本央行只透過印鈔想引導日圓趨貶,導致房地產、股市等價格暴漲,釀成泡沫危機。

此外,目前日圓劇貶,雖有助於日本機械工具業出口,但日本經濟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日圓劇貶下,日本GDP將被德超越
能源進口成本大增,更影響外勞招聘

IMF今年10月預估,由於日圓貶值,日本GDP將被德國超越,落居到第4位;同時,日圓貶值導致原油進口成本大增,這對依賴能源進口的日本也帶來衝擊。

《日經亞洲》(Nikkei Asia)指出,日圓貶值還影響到日本招聘外勞。由於外勞將日圓工資換匯寄回母國的金額縮水,菲律賓勞工的海外輸送團體APLATIP高管透露,「人才正在流向工資比日本高、且能使用英語的澳洲等國。」日本一橋大學的名譽教授野口悠紀雄指出,「貨幣貶值將令國力下降,將難以從海外吸引人才,阻礙經濟成長。」

台灣和日本一樣,同樣依賴能源進口,也需要外勞補充國內勞力。若用新台幣貶值拯救機械業者,對整體經濟是否值得,恐怕也令人懷疑。

而且新台幣貶值,影響的不只是工具機,更會讓台灣所有出口品都降價出售給外國人,這對那些具有國際競爭力、享有價格優勢的台灣製造品——例如先進晶片,也是不利的。

「沒有壓力就沒有進步」是競爭鐵律,面臨生存壓力,人們才會使出渾身解數求生,競爭力因此提高,最後因禍得福。若繼續靠著貶值這類外部環境順風,只會讓人心生惰性,早晚被市場淘汰。

「人貴自立,莫待他人攙扶。」西元2世紀羅馬皇帝奧理略的名言,或許正可讓我們思索新台幣升貶對出口產業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