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柯林頓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表示，李登輝的「兩國論」「 對中國和美國都製造了很多麻煩」。「兩國論」的效應終於衝擊到了「中」、美兩國，果然是「兩國」論。 就國際現實看，台灣容或還可以惹一惹北京，但絕對惹不起美國。一個類似可作參照的例子是印尼的軍頭韋蘭托，這個連印尼總統哈比比也不在他眼中的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強硬到聯合國都束手而不得不撤出駐東帝汶的相關人員，但美國一宣布中止對印軍售，韋蘭托就退讓了，接受了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柯林頓說，美國也因「兩國論」而面臨了麻煩，並非虛語，美國當局的困擾來自兩個方面，一面是國會中的友台反「中」派，這一派主張不得降低對台灣的支持，包括軍售，以及對中共應有一定程度的約制，對他們而言，「兩國論」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正好是一張牌，用來對付中共；但另一方面，華府也面臨著北京的壓力，江澤民親口告訴柯林頓，他不喜歡戰爭，也主張和平統一，但不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言下之意，「兩國論」將逼得北京作出它不想作出的選擇。柯林頓夾在兩面之中，如何能不覺得麻煩？ 北京當局也同樣傷腦筋。二十年來，中共掌握了改革機遇，也牢牢記住並奉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不搞對抗」的指示，照當下趨勢發展下去，二十年後，以ＧＤＰ計算的經濟規模將可望成為全球第一，再二、三十年，綜合國力亦極有可能列位世界一級強權，從而重新取得中國原本應有的國際地位。不過，所有這些，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之上：不能打不應該打的戰爭。「兩國論」一出，明顯挑戰了北京當局敏感的底線，逼迫中共當局面對選擇：戰或不戰？江澤民如何能不覺得麻煩？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中」、美兩國，柯、江兩人，有著共同的麻煩，麻煩的來源則是台灣，那麼，接下來，想必是嘗試看看，有無可能聯手去掉這個麻煩？ 嘗試的必要過程是外交，從柯、江熱線通話，到ＡＰＥＣ面對面的交談，到其他層級的接觸，都是。至於解決麻煩之道，不外兩種，北京、華府卻各有所好，一為軍事，二為政治，華府偏向的選擇是政治手段，北京則兩者兼採，關鍵在何者能解決問題。 華府一再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和平解決、兩岸對話，這三點，也是北京同意的，易言之，美、「中」在以政治手段 ，包括政治手段的內容與步驟，來處理兩岸關係，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華府似乎比北京更積極、更急迫，例如第二軌道、中程協議、一國三制等等的建議 ，反映了美國極不願在面對政治手段與軍事手段時，被迫選擇其一的心態。無奈台灣對於這樣的安排毫無興趣，反而以「兩國論」的提出，挑戰華府與北京在「一個中國」上的共識。 目前的情勢是，李登輝的「兩國論」將了北京一軍，北京面臨了兩難之間的長考，而北京長考下的選擇，如果是戰，則又無異將了華府一軍，使華府亦將陷入兩難之間的抉擇。長考、抉擇與風險，都是不愉快的，甚至要付出昂貴代價的。無怪乎柯林頓有麻煩之嘆。 面對此等困窘，北京、華府真乃無計可施乎？看來也未必如此。第一，相信北京、華府都有理由假定，「兩國論」是台北當局部分或甚至是少數人的主張，而當前的台北當局，明年大選時將面臨著被替換的可能；第二，理論上，任何一國的選舉，其結果乃由該國人民所決定，但現實中，卻也不能完全排除外來因素的影響。華府、北京雙方面臨著共同的麻煩，又不願去面對令他們十分為難的選擇，會不會基於共同的關切與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對台灣施加影響，使麻煩之源「兩國論」能及這一任總統任期而告終，此一可能情勢，值得觀察。第三，至於影響的方式，並不難找，「中」、美兩國祇要有共同的需求與默契，空間有的是。果真如此，「兩國論」演變成了「兩國」論，世事之弔詭與諷刺也真令人感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