ˉ九月八日出版的「商業周刊」第四○七期，刊出趙甫平先生「兩岸調人周旋在李登輝與喬石之間」一文。這篇報導的新聞要件無一不備，時間、地點、人物都有明確的交代，甚至調人的真實身分也呼之欲出，所以可信度極高。復據以檢視台北當局的決策品質何以如此寙劣不堪，就可以恍然大悟。 ˉ歸納趙文，可以濃縮出一個基本印象：當局關於大陸的資訊，來源紛雜，且又缺乏整合，因此，決策者對大陸情報的掌握，未如外界所想像的確實。 ˉ菁英小組分析計劃 　 ˉ在行動學（praxiology）指導之下的國家戰略，最重要的戒律，是務必避免「誤判」（false stimation），因為，誤判必然導致「妄動」（incorrect movement），甚至引發嚴重的後果。因此一個像樣的國家，當政者必有一個夠水準的智囊團，其組成分子均須具有相當程度的國家戰略素養，藉助這樣一個菁英小組，提出合於「行動戰略」（strategy of action）的分析與計畫，才能使當政者不致觸犯「實際錯誤」（practical error），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做出正確的決策。 ˉ兩岸危機激化以前，當政者若干「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的言行，其魯莽滅裂的程度，令人很難膫解。予人的印象是：當政者只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寡人」，根本沒有智囊團的輔佐。趙先生這篇報導，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智囊團，但關於「李六條」執筆班底部分，似乎隱然具有此種功能，進而觀察他們的身分與作為，好像也居於決策核心的地位，或者至少也屬「宮廷近習」與「文學侍從之流」，這樣，他們仍有參與決策的機會。這個五人小組，其中一人「養在深閨人不識」，外界很少聽到他的言論或見到他的文字，但街談巷議卻仍「口碑載道」，其餘四人曝光率較高，也令人看不出他們任何足以顯示國家戰略方面的學養。 ˉ至於當政者本人，除了前述言行之外，李先生建議兩岸領導人會談時，他居然脫口而出：「這個時候跟他見面，不是給他加分嗎？」其器識也就可以概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縱然「加分」說可以成立，比例也極為懸殊，對方如果加一分，他則可以加一百分；退一萬步說，他如此吝於給對方「加分」的機會，顯然是惑於對岸「奪權」說，那麼，假如極左派得勢，難道對台灣或他個人有利嗎？ ˉ戰略無知致命錯誤 ˉ因此，綜觀當政者和他的決策小組，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戰略無知結構。而戰略大師薄富爾（Beaufre 1902-1975）說：「戰略無知是致命的錯誤。」（ignorance of strategy has been our fatal error）以這樣一個「盲人騎瞎馬」的決策結構，把國家推向「夜半臨深池」的危局，也就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結果。這一切，都種因於當政者及他的決策結構對中共的懵然無知與誤判。把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交到這樣一個決策結構手上，委實令人寢食難安。 ˉ從趙文看，李先生不僅具有兩岸高層人脈，也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使命感，而從他的分析與建言觀察，其國家戰略素養，也迥非當政者及其決策結構成員所能企及，值此兩岸關係緊張懸宕之際，有這位「魯仲連」不辭辛勞、僕僕風塵於兩京之間，確屬危機中的轉機。 但調人任務的成敗，不能取決於調人一己的「鐵肩擔道義」，台北的作為仍有極大的影響因素。重要者有二： ˉ其一，「謹言慎行」的要求，非僅當政者個人而已，政府各部門均須整體配合，因此，外交部恰於此時宣布加入聯合國說帖，似乎並不妥當，縱然外交部自稱「低調」，但政策基調看來與以往並無二致。季辛吉早有「路越走越窄」的警告，證之於魯肇忠在美國國務院所受的待遇，及日本不理會林金莖「日本如果有種」的激將法，季氏不受此間所喜的預言似正一一應驗。而傅萊曼最近的勸告：「如果台北想在國際舞台上有較高的能見度，要先和北京商量一下，以為此舖路。」也不宜充耳不聞。 ˉ其二，朝野各政黨應步調一致，不該有任何掣肘的言行。因此，民進黨本月六日發表「台灣爭取國際支持，抗拒中共強權併吞」的聲明，是否恰當，也值得商榷。畢竟涂爾幹（Emile Durkhein 1858-1917）曾經說過：「沒有集體意識，有機聯結的分化社會，殆無法久存。」而國家面臨危機時，成熟而睿智的政治人物，也必尋求政黨休戰，以強化團結。不此之圖，而唯政黨利益是視，同樣是戰略無知的行為。 ˉ強化決策結構能力 ˉ然而，能掌握全局，且發揮決定性的影響，仍端視當政者的作為，如果李先生對當政者「具有從善如流的勇氣」之評無訛，我們則願提出下列建議： ˉ第一，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舉，方足以旋轉乾坤，因此，當政者須有大開大闔的氣魄，留心庶政之外，改變用人方式尤為當務之急。「韓非子‧用人」篇說：「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又說：「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趕，則賁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這些話都值得奉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