跡象顯示，李登輝已經接受一位兩岸「調人」的具體建議，在大陸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調整。九月中旬，這位「調人」將銜命前往北京，可能為李、江會談的時間及地點，與對岸做具體的磋商。 　這位「調人」，並不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而是在國內學術、宗教界極具影響力的人士。基於身分的保密，及未來行動對兩岸局勢有相當影響，因此我們姑且將之稱為李先生。在台灣，李先生及他的父親，與蔣介石、蔣經國家族皆有深厚的交情。尤其是蔣緯國，七十九年「二月政潮」之際，李氏父子都曾公開、私下的勸退蔣緯國及他身邊抬轎的資深國代。此舉，讓李登輝也心存感激。在大陸，李先生以學術及宗教的身分，與中共高層建立極佳的私交。這次充當調人的過程中，對岸高層匯整意見後，由喬石負責與李先生磋商。喬石目前是中共人大委員長，也是刻正抬頭的中共法改勢力的代表人。李先生與他的交情是在喬石仍未出頭時就建立的。 　從六月下旬迄今，先是李先生主動向當局做出建言，再是當局主動約談，後是中共方面以他為管道，對李登輝提出條件，其後是李先生為兩岸情勢擬具了一份萬言的建議書，涵蓋了最近李登輝已然鬆口的李、江會談的地點。最後，則是李先生銜命赴大陸磋商。這般調人的過程為瀕於絕裂的兩岸關係，起了一定程度的緩和作用，同時，它也顯示李登輝對大陸情報的掌握，未如外界想像的確實。 中共軍隊戰鬥意願高 　六月下旬，是李先生擔任調人之前的階段。在李登輝訪美結束之後，國內又相繼提出「重返聯合國」、「以十九億美元回饋聯合國」等相關意見之際，李先生到大陸訪問了十天。這十天裡，他還僅止於了解中共的反應。但是，中共的反應已讓他觸目驚心，聞之色變。 　在北京和上海，李先生看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學生的強烈反應。在中共共青系統的操縱下，學潮一觸即發。 　在與中共軍方接觸時，李先生聽到「請纓作戰」的用語、「軍隊願意到台灣海峽去填海！」、「美國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倒退到五○年代的關係」。李先生聞到軍方前所未有的戰鬥意願。自中共改革開放之後，軍方的聲音從沒有像此刻的大聲過。 　讓李先生感覺到事態嚴重的是與喬石的談話。喬石對李先生說：「』老左『好久都沒有聲音了，現在全冒出來了！」所謂的「老左」，指的是中共極左派的力量。在陳雲去世之後，左派沒有領袖，這是難得的奪權機會。喬石問李先生：「你要是江澤民，你會怎麼處理？」 　同時，李先生也自中共高層方面確知，未來，中共對台將採「文攻武鬥」的策略。軍事演習將是主要的戲碼。而此時，台灣朝野還沈醉在「李登輝訪美成功的氣氛」中。 連續批李後的警覺 　這個階段，李先生還只是心急如焚而已。回台後，他把接觸到的資訊及中共可能採取的行動向極少數的友人透露。這極少數的友人中，包括了台灣省長宋楚瑜、淡江大學董事長張建邦及國安局的一位處長。據了解，這三個管道都將李先生的資訊往總統府呈報。而當時，總統府方面接到的情報，當然也不乏中共強烈反應的訊息。但是，總統府方面對這類情報的判斷卻是「江澤民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沒有餘裕處理台灣問題」。因此，李先生提供的中共可能採取的「文攻武鬥」策略及軍事演習手段的研判，就因而束之高閣。 　但是，在中共於七月份連續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批李，及宣布東海試射飛彈之後，李先生預測的準確性就開始受到重視。但重視的並不是李登輝本人，他並沒有機會接觸這類被過濾掉的訊息。反而是宋楚瑜主動想了解李先生的想法及對往後兩岸情勢演變的建議。李先生除了在台北授課之外，其餘大部分時間都在中部從事宗教活動。去年省長大選，李先生也幫宋楚瑜不少忙，兩人既是舊識，又有淵源，一談之下，宋楚瑜即要求李先生擬定一份建議書，由他當面呈見李登輝。 　在李、宋二人交換意見當中，發現不少問題。例如，總統接觸到的訊息，有來自體制內的陸委會、國安局、陸工會以及政大國關中心，亦有來自體制外的國策中心，而將這些資訊做整合研判的，有體制內的國統會，也有體制外的學者。可謂來源紛雜，且缺乏整合。又如，在總統做重大決策前的諮詢，也紊亂異常。像李登輝在提出「李六條」之前，是要求前政務委員丘宏達就近向中共駐美大使館做試探。而丘宏達試探的對象竟然只是中共駐美的武官及參事。這種試探所得到的反應，當然會導致誤判。 十月前是會面的好時機 　於是，李先生真正進入調人的階段。他先將對象鎖定為喬石以傳真的方式，提出問題。而喬石也以傳真的方式，將中共的想法，乃至「條件」，傳給李先生。在綜合大陸的意見後，李先生也審視台灣的政情，以三天的時間，寫了一份長達萬言的建議書給李登輝。 　這份建議書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岸的情勢，中共的反應，下一步措施，以及對李登輝的建議。兩岸情勢及中共的反應大致已如前所述。在中共的下一步措施中，李先生很具體的指出，中共會繼續「文攻武鬥」。「武鬥」方面是更大型、更接近台灣的軍事演習。「文攻」方面則是公布所謂的「台獨名單」，將李登輝列名第一，類似三十八年中共公布的「戰犯名單」，將蔣介石列為首位一樣。一旦走到這一步，漵仃N真的進入「你死我活」的階段。 　至於對李登輝的建議，比較具體的是請李登輝「謹言慎行」，不要再亂講話，以及慎重考慮李、江會談。李先生建議李、江會談的地點不妨遷就中共，可以由李登輝先去北京，江澤民再來台北的方式進行。至於時間，李先生建議最好早於江澤民與柯林頓的見面時間。當時江、柯仍未決定會面時間，但以今視昔，如果李登輝採納，則是要在十月以前了。 　七月二十日，李先生將這份花了三天寫就的建議書交給宋楚瑜。一個星期之後，七月二十七日，李先生接到訊息，說是總統要約見。同時，還要求李先生在見面時，提出更具體的訊息。見面的時間是八月十三日，地點在中興新村。 　為此，李先生又與喬石聯繫。他只問一個問題：「你們究竟要李登輝怎麼做？是不是非要他下台不可？」傳真上，喬石很明確的說：「誰來領導台灣，我們都沒有意見，只要他明確的表達一個中國的立場。」 氣氛緊繃中共也有責任 　在此期間，七月二十八日，李登輝在二屆國大第五次會議的「國情報告」上說：「兩岸絕沒有互相對抗和孤立對方的必要」。同時，他也呼籲「現在大家應該團結、冷靜，不要去刺激中共」。次月，同樣在國民大會的國是建言時，他也公開說：「台獨不可能也不應該」。這些話，李先生都視之做善意的解釋，並請喬石轉達。勸中共不要急躁，並請中共中央好好的研究李登輝的話。 　八月十三日星期天下午，在宋楚瑜辦公室的小會議桌上，李先生和李登輝見面了。現場只有他們兩人和居中安排的宋楚瑜。李先生與李登輝也算是舊識，他在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就沒有再聯絡。這場大約兩小時的會談，正式界定了李先生的調人角色。 　據了解，在會談時，李登輝對中共將他列為「台獨」抱怨頗多，他一直認為自己在做的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大業，只是沒有按照中共的想法而已。他認為，兩岸會發展到這種緊張的氣氛，中共也有責任。 　會談中，除了交換意見之後，多數時間是李登輝聆聽李先生的說明。對於李先生建議的李、江會談，李登輝並沒有反對，但是不經意的脫口說：「這個時候跟他見面，不是給他加分嗎？」不過，在李先生解釋此舉不但有利於江，更有助於李之後，李登輝才說，他會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 　整個會談在比較具體的結論，是李登輝肯定李先生的辛勞，並請他「必要時為國家、社會再跑一趟北京！」另外，李登輝也說「有機會請他們冷靜的、理性的想想我所做的！」 調人於中秋過後赴北京 　事後，總統府副祕書長戴瑞明又在總統府辦公室內約見李先生。表達李登輝對他的肯定之意，並請李先生以後多提供具體的意見。 　在這之後，李先生再一次要求北京不要過於急躁，並且分析台灣的政情，認為李登輝一定會做些事情讓北京明顯感受到他的轉變，但要給他時間。另外，李先生也開始對友人透露樂觀的訊息，認為李登輝具有從善如流的勇氣，兩岸關係一定會從谷底爬升。 　這個時候，中共第二次軍事演習已經宣布，彰化四信的擠兌風潮才剛上演，國民黨內仍在為黨內總統候選人選舉辦法擾攘不已，陳履安也還沒有說要參選總統，兩岸關係仍處在低潮，看不出有何轉寰的空間。 　但是，九月一日，李先生在台灣的幾位友人在和他談到兩岸關係變化時，李先生仍很樂觀，甚至說：「你看看，這兩天就會有重大轉變！」 　次日，九月三日，在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暨第四十一屆軍人節慶祝大會上，李登輝又重提「江八點與李六條是重建兩岸互動求同化異的基礎」。 　同一天，紐約時報刊載該報專欄作家湯瑪士‧傅萊曼在九月一日對李登輝的專訪，暗示李、江會談的地點有「彈性」。 　總之，李登輝近來的發言的確比過去謹慎，態度也比較軟化，且訴求上也改以內政為主，明顯的與過去不同。當然，這些改變是否受李先生建言所影響，不得而知。不過，從李先生樂觀的態度，及準確的預判來看，中間定然有些默契。 　據了解，李先生已預定在中秋節過後赴北京。他的說詞正好是：「為國家、社會去走這一趟！」在李登輝已對李、江會談地點已然鬆口的時刻，李先生此行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如果兩岸領導人都有誠意，再由這位年屆七十的調人積極奔走，兩岸情勢或許會有柳暗花明的一日！ *「李六條」的執筆班底大曝光 　兩岸關係今年以來的演變，可說是由盛而衰。目前的緊張對峙與年初的歌舞昇平，根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境界。 一般認為，李登輝六月份的美國行，是兩岸關係鉅變的主因，這固然是事實，但據了解，在四月份李登輝回應「江八點」的「李六條」之後，中共就開始對李登輝產生不滿。 　在「李六條」公布之後，中共台辦曾用「嬉皮笑臉、吊兒啷噹」來形他們的感覺。他們認為「江八點」其實是以李登輝做為對手的一篇談話，卻沒想到碰上這樣的反應。可以說，「李六條」是中共對李登輝不滿的開始。 　一個問題是：究竟「李六條」是如何產生的？ 　據了解，「李六條」固然是李登輝的本意。但它的產生，則是道道地地的「集體創作」。在這之中，總統府祕書室主任蘇志誠負責召集，相關部會提出具體意見。蘇志誠彙整後，由「國策中心」主任田弘茂賦予理論的基礎，再由該中心執行長黃輝珍完成初稿，國統會的兩位委員曾永賢（政大F亞所教授）與張榮豐（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再做文字的推敲，予以定稿，之後交給李登輝。 　據透露，「李六條」在完成之後，公布之前，曾透過管道與中共「溝通」。這個管道是，要前政務委員丘宏達直接向中共駐美大使館徵詢意見，而丘宏達徵詢的只是中共駐美武官與人事，並不能代表中共高層的意見。 　就這樣，被對岸視為「毫無誠意」的「李六條」問世，種下兩岸關係轉變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