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中國經濟繁榮的黃金年代，廣東省鞋廠老闆周有生曾雇用上百名工人。
根據世界鞋業年鑑的數據，十多年前，中國曾經占據全球鞋類出口超過七成。但由於激烈的海外競爭、日益加劇的美中貿易戰以及疲軟的國內需求，過去十年，前述占比已下滑了十個百分點。
現在周有生的工廠只雇用不到二十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未來將是黯淡和沒有希望的，要想恢復以前的樣子比較困難了。」他說。
這並非個案，中國各地低階製造業工廠都面臨著同樣的選擇：要不投資自動化，減少就業崗位，或是慢慢消亡。研究人員和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正在痛苦的轉型，以遠離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這可能使數百萬年紀大、低技能的工人陷入困境。中國三間大學的學者們針對十二個勞力密集製造業的分析發現，在二○一一年至二○一九年之間，其平均就業人數縮減了約一四％，相當於減少了近四百萬個職位。其中，紡織業職缺少了四成。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憑藉豐富的勞動力優勢成為全球勞動密集產品的主要製造國，但滙豐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諾伊曼（Frederic Neumann）稱：「現在遊戲結束了。」
中國原就業機會正轉向東南亞
《金融時報》的分析顯示，二○一九年至二○二三年期間，上述十二個產業的就業機會進一步減少三百四十萬個，而東南亞國家正從這一趨勢中獲益。
從許多面向來看，北京有可能遭遇類似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給先進製造業國家帶來的「中國衝擊」，當時訂單大量從成本更高的國家轉移到廣東和其他省分廉價而高效的工廠。西方國家克服中國衝擊部分是靠發展「消費驅動型」經濟與蓬勃的服務業。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明確表示，新的優質生產力或先進製造業，仍將是中國成長模式的核心。
分析師認為，高科技出口業的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無法完全吸收過剩的勞動力，他們也懷疑僅靠製造業，能否實現中國二○二五年設定的「五％左右」的經濟成長目標。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漢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顯示，二○一三年中國在十種勞動密集型產品，包括居家設備、家具、行李箱、玩具等的出口市占達到峰值，接近四成，但到二○一八年已降至三二％以下。他表示，美國當年實施的關稅加速了這項進程。
然而，中國製造業並未衰亡。在廣州郊區番禺的一家工廠裡，在工人與機器的同步運作下，每五十三秒就能生產一輛電動車，該工廠約有一千四百名員工。
高教育員工進生產線工作意願低
習近平曾在二○二三年訪問廣州期間參觀了該工廠。這類先進設施正是北京「新生產力」願景的具體體現：由智慧系統運作的高科技機器，生產出先進的產品。
工程師李曉宇說，工廠目標是每年減少一○％的人力。與低階製造業面臨的問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廠越來越難找到合適的員工，「因為如今中國與歐洲很相似：很難找到可以雇用的年輕人，」他指著生產線解釋道，「理想情況下，我們只希望他們（員工）做相對重要的任務，例如：檢查品質。」
李曉宇的擔憂獲得了全國各地大型製造企業的認同：中國人口下降，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越來越不願意在生產線上工作。布魯金斯學會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二○一一年達到九億多的峰值，但預計到本世紀中葉將減少近四分之一，至七億左右。
因此，政策制定者認為，若國家要維持長期生產能力，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相信如果中國現在不實現自動化，那麼即使是高端生產也將被對手擊敗。
「對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的需求將變得越來越迫切，」中國最大的本土工業自動化集團之一、深圳匯川技術有限公司機器人業務總裁陳貴順說：「比我們年輕的工人，其實很不願意做髒活、苦活、累活。」
儘管控制嚴格，仍常見小型勞工抗議，去年製造業有四百五十二起抗議事件，為近十年來的最多。
高失業率可能導致社會動盪
儘管自動化可以幫助解決某些產業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但分析師表示，它也有可能使低技能工作者越來越多餘。比利時魯汶大學和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兩位學者去年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工業的快速升級及其「大規模推動自動化」，進一步減少了對此類勞動力的需求，以致於他們的工資開始下降。
他們補充道，因中國未受教育的勞工占比高於大多數中上收入國家，故發生混亂的可能性更大，「這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失業率上升、犯罪率上升和社會動盪。」
儘管社會控制嚴格，但小規模的勞工抗議在中國各地仍相當常見。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注意到，去年製造業領域發生了四百五十二起抗議事件，為近十年來的最高水準，主要原因是工廠關閉、搬遷和欠薪。
康魯是中國一個服裝製造業聚集的城郊，那裡有成千上萬個小型工廠和作坊。當地一個改建後的運動場充當勞動市場，劃分為「半成品」、「夾克」、「外套」、「褲子」和「針織品」五個區域。過去貼滿招聘信息的布告欄如今大多已是空白。在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期間，該場地使用率不到二○％，只見幾小群工人在露天看台上閒逛或在入口處聊天。
「情況很不好」，一位年紀較長的待業工人說，「（現在）你一天連（人民幣）一百元都賺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