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李飛飛時，聽到白板筆寫字的聲音，使我憶起一股學生般的緊張。
她選擇了一家位於史丹佛大學內的咖啡館，「我一直覺得如果自己能和《金融時報》共進午餐，就代表我成功了。」而這家咖啡館，肯定是本專欄最便宜的一餐之一。
李飛飛是少數為AI奠定基礎的專家之一。過去25年，史丹佛就像她的家，她領導的ImageNet，是一個龐大的分類影像儲存庫，為過去十年電腦視覺的發展鋪路。
但，現今推出的AI工具，卻多由科技巨頭支持，大學還有辦法跟上它們的腳步嗎？
AI發展不應該只以企業為核心
「我明白你的疑問，但AI發展若只以企業為核心，那會是很大的困擾。」李飛飛認為，以大學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擁有最年輕、大膽的頭腦，具備跨學科思維，及跨學科數據。」
2019年時，她與哲學教授埃切門迪（John Etchemendy）成立了史丹佛人本AI研究所（HAI），目標是用AI改善人類狀況，她形容自己是「一個科學、人文之間的跨領域者」。
而大學仍是追求公共利益的重要場所，能與利潤導向的企業相抗衡。在2017年至2018年間，她擔任Google雲端的首席AI和機器學習科學家，她發現那裡零食量驚人，更不用提其技術、人才實力。
「我擔心，若學術界沒有足夠的資源保持中心地位，資本主義會完全主導AI發展，」李飛飛說，「沒有一所大學能自行訓練ChatGPT模型。」
2015年，李飛飛遇見OpenAI的一位高管，對方說，「在AI領域的每個人，都該質疑自己未來在學術界的角色是什麼。」這番話在OpenAI轉為營利企業，且估值接近九百億美元的現在，特別有遠見。
李飛飛對OpenAI「相當尊敬」，但其董事會在11月的「政變」說明可知，私人企業遠比大家想得不穩定。
她的自傳《AI科學家李飛飛的視界之旅》（The Worlds I See）剛出版，講述她十幾歲從中國來到美國、以及在史丹佛的經歷。她的回憶錄非常個人化，捕捉到生活的「不公、痛苦和羞辱」，但基本上是一封「給科學的情書」。
組NPO希望打破性別不平等
天安門事件後，她的父母放棄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生活，來到紐澤西郊區，希望給她更好的未來。直到疫情前，李飛飛仍和丈夫、小孩、以及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但在其他方面，不懂英文的父母，與她的世界距離遙遠。史丹佛上個月舉辦一場慶祝自傳出版的派對，父母難得參加，李飛飛乘機表達對他們的感激和愛。
「隔天，父母打電話給我說，『我們看到很多人鼓掌，甚至有人哭了，但我們不知道你說了什麼，』」李飛飛說。
「這就是移民的生活，隔閡不僅存在於語言，而是整個世界，我打破了這個隔閡，」她補充，然後猶豫了一下，「或者我也沒有打破，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史丹佛的教授，卻不是矽谷兄弟圈的一員。」
AI領域仍以男性為主，李飛飛因為該領域缺乏多樣性沮喪。她表示，更多不同背景的人意味著「更多元看待這個世界，才使科學獨一無二。」
2017年，她和學生成立非營利組織AI4ALL（編按：意為給所有人的AI），希望更正該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李飛飛也曾掙扎，是否要寫自傳，「我憑什麼在四十多歲時寫自傳？我不是愛因斯坦。」最終，她還是被說服了，部分是想證明在她的領域，有更多元聲音的空間。
「如果你告訴我潛在性別歧視存在，我完全相信，」她說，「女性的聲音是否被聽到？女性是否在教室和會議室裡？是否在新聞中？這是大問題，我非常擔憂。」
當奧特曼重返OpenAI時，他的復職條件包含辭退兩名僅存的女性董事會成員。當今最有影響力的AI新創聽命於奧特曼，然後，大部分人不怎麼關心被驅逐的女董事。
李飛飛認為，「如果AI的歷史只為其中一小部分人寫，那會很困擾。這不是一個奧特曼的問題，而是歷史書寫的問題。」
在AI領域，女性的聲音是否被聽到？女性是否在教室和會議室裡？這是大問題，我非常擔憂。
追求流行演算法不算最好科學
當李飛飛在Google任職時，她可以接觸從「日本農民一直到五百強企業」的所有人，但也是第一次站在公司立場，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通常樂意按照劇本行事。」
在Google的時間「真的讓我感到『我們這一代引領了技術，需要負責。』這點使人謙卑，數學很容易，方程式很清楚，而人類和社會則是混亂的，」她說，「我花了幾個月思考該做什麼，是否該順應潮流？還是關上門繼續寫我的論文？」
最後，她決定回到史丹佛，因為「當你有使命感時，很容易忘記GPU（高性能晶片）和薪資。」
李飛飛的研究項目在過去並不吃香，她違背同行、導師建議，花數年時間訓練ImageNet，經歷自我懷疑和孤獨，正如她講的，「追求流行的演算法，不算是最好的科學。」
「要成為優秀的科學家，必須孤獨，因為科學是勇敢面對未知的。你一定會害怕、看不到周圍的人，」她說，「你也會出錯，但至少有發現偉大事物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