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總統級的政治人物，在正當權時與我們簽訂了一本書的出版合約，我們也付了五十萬預付版權金，但後來因原來的出版計畫更動，書的出版也就拖延下來。後來他卸任，麻煩的是，他卸任後卻官司纏身，書就更不可能出版了，就此拖延多年。他的代表人忽然想起此事，來詢問是否須退還預付版權金，我想了想，回說：不用，等以後再說吧！我心裡的話是：我很樂意有總統級的人，與我們有出版合約。
一位知名的名嘴，也是作家，有一次來提案，要撰寫一個世界知名學者的傳記，並擬了龐大的撰寫計畫，要追隨這位學者的成長腳步，在全世界採訪，所以需要鉅額採訪費用，要我們用預付版稅的方式，先付採訪金三十萬元。當時這位諾貝爾級的學者在台灣名望如日中天，傳記如能出版，應可大賣，有鑑於此，我們也就同意了此一出版計畫，也預付了三十萬。可是這位名嘴作家拿了錢後，卻始終沒有任何動靜，我們一再追問，他總是敷衍，到最後完全不理不睬，我們嘗試要他退回預付金，也沒有下文，這事我們公司變成冤大頭。
又有另一位知名人氣作家，在許多出版社出了許多書，銷售情況都不錯，我們的編輯找到他，與他簽了一本書的合約。因為他聲名在外，也要求鉅額的預付金三十萬，我們也同意了，並簽訂寫作計畫，要求他試寫幾篇稿子，讓我們看看。
簽了合約後，他也試寫了幾篇，但和我們當時談定的寫作內容有相當大的落差，我們嘗試要他修正，從此他就拒絕處理，不理不睬。隔了一段時間，我們要求他解約，並退回預付金，他完全不理，就當作沒這回事。事後我們在公眾場合也會碰面，他也毫無歉意，談笑風生，讓我見識到一個臉皮厚的人。
這三個案例，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簽了合約，但對方就是不履行，導致我們變吃虧的一方，但我們的選擇都是放下法律允許的追訴行動，不了了之。
我的同事告訴我，我們可以上法院打官司，把錢追回來，以免我們出版社像呆子一般。我的法務也主張可以訴諸法律，但我始終不同意。
我的理由是：作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應該把他們捧在手掌心呵護著，就算他們違反了合約，我們也只能理性溝通，斷不能司法相向，如果市場上大家知道，我們會和作者打官司，那還有人敢和我們簽約嗎？
我的原則是，寧可作者負我，但我們絕不負作者，這是我們經營出版社的原則，做為台灣最大的出版集團，我們絕不負作者，也不與作者司法相見。
這也是我一生做人處世的原則，我只問自己做了什麼？有沒有對不起別人的事？有沒有違反人情義理？我不問別人做什麼，就算別人做了對不起我的事，也一笑置之，我認為老天自有回報，不需要我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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