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個世紀六○年代的最後一年，校園開始實施髮禁，加上原本的軍訓課程，台灣的教育採軍事化管理，但青少年犯罪率卻節節攀升。
我所讀的高中夜間部主任可以隨便甩學生耳光，老師在課堂痛毆學生完全合法，不會有學生或家長控告老師。
當時的我，是個從高二升上高三，全力衝刺大專聯考的夜間部學生。我的身心皆處於黑暗扭曲甚至分裂的狀態，早已停止對教科書之外世界的探索，甚至對啟蒙我這一切，包括自由主義思想的「那個人」感到憤怒。
因為「她」自己決定離開教職去美國留學，甚至放棄她所熱愛的文學，改讀電腦以求生存。
她開啟了我對知識的好奇；
對自己所處環境有了強烈的懷疑；
對所有僵化制度產生不滿。
對我而言，「她」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但卻處心積慮想要「栽培」我成為一個充滿理想抱負的愛國青年。她對我的期望一直甚高，甚至在送給我的「傅孟真（傅斯年）先生年譜」的扉頁上，寫下希望我能成為像傅斯年一樣的人。
我當時心理很不平衡，我想「她」自己連堅持走文學的道路都做不到，憑什麼期待我這樣一個連高中前三志願都考不上的失敗者？
非常自卑的我全心讀著教科書，加強數學、化學、生物，決心要洗刷當年考上夜間部的恥辱，一心只想當個科學家。那時候的我，完全臣服於體制為我建構的人生，別無選擇。甚至不再理會她持續寫給我的信件。
「她」正是我初中時期的國文老師朱永成小姐。
她教我時，才剛剛從師大國文系第一名畢業，是個將軍的女兒，班上許多男生都偷偷愛慕她，但她對我卻特別好。她覺得我的作文很有思想，適合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作家。
她鼓勵我繼續創作，還送了很多書給我，除了傅斯年的年譜外，還有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黎烈文的《藝文談片》。她開啟了我對知識的好奇；開始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有了強烈的懷疑；對所有僵化制度產生不滿。但是這些懷疑和不滿卻找不到出口，只有更加的痛苦。
在我高中聯考挫敗後，她是唯一繼續和我保持書信往來的老師。關於這一點，爸爸非常不諒解她，甚至認為就是因為在初中時代，她鼓勵我大量閱讀這些帶著「毒素」的書、希望我成為作家，我才沒能好好讀教科書。
爸爸把朱老師送我的書全部丟出家門。雖然我全部都撿了回來，又和爸爸吵了一架。但我從此以後就真的不再看那些書了，也相信了爸爸的話，轉而怨怪朱老師。那是我人格趨近於分裂的開始。
當我後來知道自己考上師大生物系時，第一個想到要報告好消息的人還是朱老師，我很清楚她是真的了解我的人。
朱老師在電話那一端爽朗笑著說：「恭喜你呀，但是，我仍然覺得你應該去讀文學的。答應老師要繼續寫作唷。」於是，大學時我開始寫作投稿，在中央日報用筆名連載小說。
而已經在美國留學的朱老師打電話向報社求證，想要確定用這個筆名的大學生，是不是她曾殷殷期盼成為傅斯年的那個初中學生？
那一年，我決定放棄在美國成為科學家的夢、返回台灣時，特別去了一趟加州探望朱老師，親口告訴她我的決定。她笑得很開心，好像她長期的努力沒有白費。我好像終於心甘情願想要成為一個「救國救民」的愛國青年、一個「有思想和抱負」的作家了。
回到台灣一年埋首創作，受到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明驥的邀請，終於走上了一條創作的不歸路。
許多年後，明先生才告訴我一個秘密和真相。原來當時他是看到一則新聞報導，關於我放棄美國學業返回台灣，計畫投入電影工作。他判斷「這個人」一定是一個有理想和抱負的「愛國青年」。於是他決定邀我一起加入「革命」的行列，從此開啟了我人生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回顧上個世紀六○年代，當全世界都在掀起革命熱潮時，台灣卻是靜悄悄的。
半個世紀過去了，台灣真正的改變才要開始。每當新舊觀念起了衝突，有人就會這樣分析：「那是因為，台灣在上個世紀沒有跟上六○年代世界的革命潮流。」
緩慢的改變或許有它更穩健的腳步，千禧年之後的台灣，在許多價值和觀念上，還有自由民主的實踐上，逐漸有超前其他亞洲國家的趨勢。
我不免這樣自我期許：承擔上一代留給我們的不幸；承諾留給下一代更多的幸福，或許是我們戰後世代的人，在餘生可以活得更坦然自在、積極的態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