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六日，中國武漢封城的前十七天。下午，義大醫院副院長、感染專科醫師林俊農，召集了院內第一場針對二○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大型防疫會議。

會議室內坐滿負責感染管控的醫師、護理師，及急診、胸腔內科醫師，連同行政、總務、工務等近三十名人員，大家反覆討論，如果疫情在台灣蔓延，要如何設立戶外篩檢站、搭帳棚、布置電線與水管等細項。

去年底，武漢一張尋人公告驚全台
中央到地方醫院，防疫戰一天總動員

「這真的就像在作戰！以前接獲國際疫情，院內都會有準備，但這次是最像SARS、那種大恐慌的一次，真的是大敵當前。」林俊農表示，從十二月底中國傳出疫情後，院內其實就已持續關注。

身為北高雄地區唯一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義大醫院的大動員並非特例。

距離約一百公里外、全院病床數不到三百床的地區醫院——嘉義陽明醫院，春節期間開始實施進出人員管制，封住多餘出入口，派人穿上防護衣守門，「每個人進來就先問：你兩星期內有沒有去中國？量體溫、手上噴酒精（消毒），才讓他進來。」嘉義陽明醫院院長謝景祥表示。

循著這個散布全台的防疫網絡，往中心溯源，鏡頭轉回台北。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國武漢一家醫院貼出尋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人的告示，消息曝光後，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在隔天就召開記者會說明，並針對武漢直航班機進行登機檢疫。

五天後的週日下午，此次傳染病防治台北區醫療網指揮官張上淳，及其他五區防疫指揮官，與病毒、臨床醫療專家，已經坐在一起討論疫情。其後，並派出隸屬於疾管署的防疫醫師與病理專家前往武漢，實地勘查。

光是二○一九年，台灣就有超過一千一百萬人次往返兩岸。然而，台灣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一個月後，確診病例目前仍只有十例，少於鄰近的日本、新加坡、韓國及泰國。

當年「抗煞」時期總指揮、前衛生署長李明亮認為，此次疫情初步來看，台灣防疫體系守得相當嚴密，「（比起SARS時期）我們進步非常多！」

登機檢疫、深入武漢勘查
綿密防線，來自SARS慘痛教訓

從經常被批評僵化的公部門，到在商言商的私人醫院，台灣的防疫體系如今能有多綿密，其實，來自於十七年前我們面對SARS時有多脆弱。

三百四十六名確診病例、七十三人死亡，確診數與死亡數在全球僅次於中國和香港。這是當年SARS對台灣社會烙下的傷痕。

「那是不知道的病，之前台灣沒遇過那麼猛烈的病症。當時，SARS就像西北雨，劈哩㕷啦一直來，想躲都躲不掉，」李明亮形容。

疫情，打在物資不足、缺乏防疫設備的醫護人員身上。

「我們當年，連醫護人員都沒有口罩可以戴，你知道嗎？那時候是靠認識的廠商，直接幫我們到港口攔截口罩。當時，我們第一線人員一個N95口罩要戴一天，甚至有人口罩洗一洗、曬太陽，再使用，根本沒防護力了。」林俊農回憶。

恐慌，更像比病毒難治的絕症，迅速蔓延開來。


17年前：最大錯誤是不夠謙卑
醫院隱匿疫情、政府輕忽、病人落跑

隨著SARS感染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許多診所自行停業，有衛生署署立醫院（編按：現皆改制為衛福部立醫院）暫停門診、急診，甚至有縣市不准載有SARS病患的救護車行經。

SARS中後期，和平醫院斷然封院，上千名醫護、病患、甚至去探病者，被關進一座資源不足的孤島。院內醫護舉著「人要分區隔離、不要等死」字牌對外求援、疑似感染SARS病患上吊，各種景象透過電視播送，更為台灣社會劃下集體創傷。

李明亮認為，當年台灣從防疫體系到社會大眾，面對SARS犯下最大的錯誤是：不夠謙卑。

「（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我們的知識是很有限的，你真的要很謙卑、很嚴肅的去面對（疾病），不要輕忽。」

例如SARS中期，疫情仍持續發展時，台灣就舉辦了全球第一場SARS國際研討會，政府得意的對外宣告台灣創下「零死亡、零輸出、零社區感染」的三零紀錄。

但紀錄背後，其實是部分醫院為討好上層而隱匿疫情。兩天後，和平醫院被揭發有七名醫護和行政人員感染，四天後立即封院。當初喊的三零紀錄成為最大諷刺。

其他輕忽現象，還包括當年許多應被列管、隔離的病人落跑，醫師不願回到工作崗位，醫院為營利而忽視防疫責任等。

李明亮認為，SARS時期，許多人將個體利益擺在集體之前，其實都是面對未知的疾病時，將自我膨脹，不夠謙卑的表現。「不管是社會、政府或醫界，經過那次，都學了很多……。」


17年後：做好隨時打仗準備
「一開始就把風險意識拉到最高」

回首這十七年，張上淳認為，台灣防疫體系最大轉變，是隨時做好作戰準備。

他解釋，受到SARS重創後，台灣從法規、行政資源配置、到醫院第一線的軟硬體，都做了改善，「最大mindset（心境）轉變，是知道，（台灣）隨時會面對新的傳染疾病進來，有應變準備、戰備儲備，我們隨時都要打仗。」

抗煞時期疾管局局長、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蘇益仁舉例，過去，感染專科醫師因為難以替醫院帶來營收，並不受重視，但SARS後，先是疾管署帶頭聘用專業醫師做為防疫醫師，進行疫情調查、和醫院協調防疫等工作；同時，也修改醫院評鑑辦法，規定病床數五百床以上的醫院必須聘用感染專科醫師，負責院內的抗生素控管等感染管制，及疫情時期避免感染風險的院內動線規畫等。

健保署長李伯璋形容，現在面對疫情，政府「從一開始就把風險意識拉到最高。」例如每天的防疫會議，包括經濟部、陸委會、環保署等單位也都參與其中，就像一場小型內閣會議。

面對一個傳染性雖高，但致死率粗估約二％至三％，比SARS、H1N1流感都低的疾病，為什麼這次防疫要如此嚴陣以待？

公衛背景出身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解釋，採取「料敵從寬」態度，是因初期不熟悉新病毒特性，同時，中國疫情資訊向來不夠公開透明，只得先用力擋住。「不然美國一開始也沒什麼（作為），大家都會猜，到底美國看到什麼資料（導致後來川普政府強硬禁止自中國飛來的外國人入境）。」

他接受商周專訪指出，防疫有三關，第一關是阻絕境外傳入、邊境管理。萬一第一道關卡被攻破；再來就是隔離檢疫，防止社區感染；第三關是醫療，最後防守底線則是醫院。

「這個病，早晚進到家裡」
建立隔離機制，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這個病，早晚進到家裡，」他說，專家小組評估過，兩岸往來太頻繁，不可能完全阻絕境外移入病例。同時，此病毒有許多輕症患者，診斷易有漏網之魚。因此，建立隔離機制，是目前防疫最重要的事。否則此病毒無疫苗、無特效藥，染病後治療相當棘手。

例如行政院二月二日拍板，高中以下學校延後開學，背後邏輯便是隔離。

陳其邁表示，即使口罩充足，小孩在學校也不可能整天戴好口罩，只要吃飯、睡午覺時拿下，而其中有人其實已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就可能形成群聚感染，且又將病毒傳回家中。

他舉防治腸病毒為例，一個班一週內有兩個病例就停課，讓小孩居家隔離七天。面對尚難掌握的新冠狀病毒，則更進一步，先隔離再說，「不要進入學校，比戴口罩有用。」

陳其邁並透露，台灣早於全球，逐步針對武漢、湖北，乃至廣州等地入境的國人，進行檢疫與自主隔離，背後是透過專家監測上述地區病例數、增加的速度曲線，並綜合判斷該地兩岸直航班機頻率、當地台商數，以評估是否須管制，「昨天早上說溫州封城，那邊台商也多，浙江搞不好明後天就會宣布（入境檢疫隔離）。」

人性是驅力，也是漏洞
「攸關性命，當然認真操練」

但，法規與制度若無心執行，也可能成為聊備一格的工具。面對疫病，台灣社會不再僥倖，其實最根本的驅力，仍是人性。

林俊農坦言，防疫，對當前的醫院經營者而言，是必要投資。「（SARS時期）醫院面臨的問題是沒有病人，大家反而不敢上醫院，醫院經營者也非常緊張，像我們老闆，現在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不計任何代價就是要把疫情抑制下來。」

除了有現實的計算考量，防疫，更是為了保命。

「很簡單，這攸關（醫生）自己性命嘛！」謝景祥直言，SARS時台灣多達十一位醫護人員殉職，人數僅次中國，如果再有同樣嚴重的疫情爆發，醫護都得冒險在前線照顧病人，「我們又不能躲起來，這攸關自己性命，平常當然要認真操練……，不會有人質疑要在這上面（防疫）省錢。」

人性，驅動著防疫體系前進。但蘇益仁直指，台灣防疫最可能的破口，其實也是人性。

他回憶，當年一位感染SARS的婦人，連夜被家人送到高雄長庚醫院，對院方隱匿病情，當時外界以為SARS病例都集中在北部，因此輕忽，造成高雄長庚院內群聚感染，疫情往南部擴散。

「人性，一定會有欺騙」
健保卡、手機補漏洞，找應關注對象

「人性，一定會有欺騙……，」蘇益仁停頓了一下，直言「我在最近的一些事件，好像有一點看見在重演當初SARS的經過。」

為此，政府這次祭出許多科技手段，嘗試將人性風險降到最低。

例如在行政院指示下，健保署與移民署在一天內串聯，將出入境紀錄註記到健保雲端資料庫。

又例如，春節前，一位已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台商至高雄金芭黎舞廳跳舞，事後，防疫單位抓出電信基地台訊號，掌握當時哪些人在舞廳活動、可能有接觸史，再投放防疫專線簡訊到這些人的手機。

「那段時間在那裡漫遊的人（有誰），我都知道啊，我就精準投放，幾點幾分有到金芭黎跳舞的人請打一九二二（防疫專線）。」陳其邁透露，其他包括路口監視器、通聯紀錄、出入境資料等等，都是這次政府用於防疫的數據，「現在科技進步，比較能管理人性。」這次中央因應疫情，便特別設置了「數據小組」，透過串聯各部會掌握的資訊，來防堵人性造成的防疫漏洞。

全球化時代，跨境疫病難擋
面對疫情，我們是否不再僥倖？

社會大眾的人性，能用科技管理。但過往政府單位本位主義、造成橫向連結困難的習性，如何改變？

陳其邁表示，先確立最高原則是「防疫」，達成共識，其他就是靠行政協調，「當然一定有磨合期，但不合作，就是要盯啊！」盯的方式，包括每次開會決議要做的各件事「一定要押時間」，讓負責單位限時完成。

全球化時代，人流、物流的跨國移動越趨頻繁，全球性、大規模的疫病，也成為我們享受全球化紅利時，無法揀選、逃避的附屬品。

我們無法掌握每一次病毒突變的方向，只能自問，經過十七年的淬煉，面對未知，我們是否心存敬畏？

我們無法阻止疾病從其他國家傳入，只能自省，面對疫病時，我們是否不再心存僥倖？

除了要求政府在防疫制度、技術上的改善精進，每個人，此時也值得記住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透過小說《鼠疫》所傳達的：「能夠對抗瘟疫的，就是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