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每一家企業都有自身的目的，但是對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共同承諾。」這是代表一百八十一家超級大公司的美國企業圓桌會議（US Business Roundtable）發表的宣言，放棄「公司存在主要是為了服務股東」的長期觀點。
追因：中產變窮不是移民害的
這當然是一個關鍵時刻，但究竟有何意義？應該有何意義？尋找答案之旅得始自承認出包這項事實。我們觀察到，四十年來，生產力成長放緩、不平等現象加劇與強大金融衝擊三大惡象，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最重要的國家尤為嚴重。
去年，哈佛大學教授佛曼（Jason Furman）、投行諾斯德（Lazard Frères）財務顧問執行長歐薩（Peter Orszag）在報告中指出：「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美國家庭收入的實際中位數每年成長三％。以這個速率，兒女成年後收入高於父母的機率高達九六％。此後，中位數每年僅成長○．四％。結果是，二八％的兒女收入低於父母。」
為何經濟沒有作用？很大程度的答案取決於食利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興起，指的是市場和政治權力允許特權個人和企業從其他所有人手中獲取大量租金，而所謂租金是指超出必需的商品、服務、土地或勞動力供應所需的獎勵。
但這套說法不夠全面。西北大學社會科學領域教授高登（Robert Gordon）主張，基礎創新在一九五○年代以後開始放緩；科技也更倚賴畢業生，進而推升他們的薪資。這一點可部分解釋不平等加劇。然全美最富裕的一％族群稅前收入占總體比重，從一九八○年的一一％躍升至二○一四年的二○％，這個結果就不是技術變遷所致。
各國政治辯論多半歸納出以下結論：癥結在於從中國進口產品或是低薪資移民，要不就兩者皆是。這種說法在美、英尤為盛行。外國人是理想的代罪羔羊，但是，「都是外國人害的」觀念錯得離譜。
將多數製造據點外移中國，確實可能稍減高收入國家投資，但不足以明顯壓抑生產率成長；反之，會促使高收入國家聚焦技能密集型產業。移民影響經濟微弱，但往往偏向正面。
更有用的做法是，仔細檢視當代的食利資本主義。
融資在幾大面向扮演關鍵角色。自由化的融資四處轉移，因此，金融產業創造信貸和資金的能力，將可以為自主活動、收入與多半是虛幻的利潤提供融資。二○一五年，一份研究指出；「金融健全發展超過一定水準後，反而不利總體生產率成長。」這情形在金融危機時更明顯。
咎責：肥貓薪水狂飆是原因
企業管理階層薪酬狂飆是另一種形式的租金，正如智庫高薪中心執行長哈格麗芙（Deborah Hargreaves）所說，美國執行長與一般員工的平均薪酬從一九八○年的四十二比一，到二○一七年暴漲至三百四十七比一。經濟學家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批評，這是犧牲企業投資、長期生產力成長為代價換來的結果。
一個可能更根本的問題是競爭減少。佛曼、歐薩的研究指出，比起四十年前，年輕企業在美國經濟中占比較低。另一份報告更點明，大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和利潤成長差距日益擴大，意味著競爭減弱、壟斷租金上漲。
競爭減弱可部分歸咎於「贏家通吃」的市場：超級巨星級的個人與企業壟斷租金，因為他們可以更便宜的服務全球客戶；還有從網路用戶身上獲取好處的網路外部性，以及科技龍頭壟斷平台衍生出零邊際成本的優勢，再加上聚集倫敦、紐約、矽谷等都會區，吸引並獎勵人才。這種聚集也會產生房地產與其他收益的租金。
壟斷租金不僅是經濟力量的產物，也是施政的後果，讓人擔憂。有人可能會辯稱，很大程度上，當今各大經濟體所見的壟斷租金，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稱揚的「創造性破壞」標誌。事實上，我們並未看到足夠的創造、破壞或生產力成長來強力支持這道觀點。
尋租者會想盡辦法避稅。企業（連同股東）受益於法律、基礎設施、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和社會政治穩定性這些公共財，同時還可利用稅收漏洞。企業稅體制中最大挑戰是稅收競爭，以及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前者導致稅率下降，後者衍生出避稅天堂與轉移利潤至低稅國家，以達集團稅負極小化目標。
美國執行長與員工的平均薪酬，從一九八○年的四十二比一，二○一七年暴漲至三百四十七比一。
亂象：避稅天堂利潤勝六富國
二○一五年，國際貨幣基金（IMF）估算，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導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的年收入減少四千五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十四兆元），占國內生產毛額一％。另一份報告則指出，百慕達群島、愛爾蘭等七處小型避稅天堂的（企業）利潤，竟是中、法、德、印、義、日六國總和的七倍。實在荒謬。
在這種背景下，企業圓桌會議成員得捫心自問棘手問題：尋求股東價值最大化若是可疑的方針，它們該如何設定自家高階主管薪酬？如何積極創造稅收？然後思考採取何種措施，以確保掌管企業架構的法律、公平有效的稅收制度，並為無力因應的族群提供安全網，也回應絕大多數族群嚮往的民主回應。
我們需要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讓人人相信能夠分享利益。解決這道問題是一大挑戰，尤其是那些掌管全球最重要企業的菁英。我們的經濟、政治制度運作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它們終將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