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就是分散。金融投資組合多樣性越廣，參與分擔不可避免之風險的人就越多，而個人受到任何應承擔風險所影響的程度便越少。當金融契約將風險分散至全世界，這個理論性想法也就隨著實現，於是，數以億計的投資者每個人都抱著一小點風險，倒也沒有人曝險過度。 最近日本這個例子證明，雖然某些金融市場已發展完備，但是距離這理論性理想仍然有待努力。想到那些沒能處理好的龐大風險，金融業即使身處二十一世紀，可說還是處於非常初期的發展階段。 全球捐款不夠！ 才幾億美元，不到日震總損失一％ 世界銀行（World Bank）近期公布的一項研究估計，三月間，三重災難（地震、海嘯與核災危機）重創日本，恐怕會帶來二千三百五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六兆七千億元）損失，這還不加計難以估量價值的慘重死亡。這個數字約當是日本二○一○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四％。 國際間廣為宣傳慈善救援日本，並發動自願捐款後，人們或許以為，這個國家的經濟損失已由整個世界分擔，但新聞報導指出，這些來自各國的捐獻總額換算成美元的話，應為幾億美元之譜，甚至連總損失的一％都不到。日本需要真正的金融風險分擔，善舉捐款其實能幫的有限。 保險理賠不夠！ 大部分還是日本自己承擔 當地的保險公司吸納一部分損失。同一份世界銀行的研究估計出，所有可訴諸日本保險公司的理賠申請，總金額為三百三十億美元，顯然，保險所承擔的風險也只占總風險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的大部分風險，即使已經投保，仍是日本自己承擔，而非有效分散給外國投資者。日本仍得孤軍奮戰善後這整場損失。 這次災難以前，日本發行了約莫十五億美元地震相關災難的債券，當作風險管理機制一環：倘若出現符合嚴格界定下因地震引起的事件，這些債券即可註銷。這種設計有助於將地震風險從日本分散出去，往那些能接受風險並為高報償所誘的外國投資者身上。 遺憾的是，十五億美元這個金額，比起國際善款也好不到哪裡，相較於整場地震釀成的破壞，無異是杯水車薪。更糟的是，即使已是這樣的三重災難，往往還不能符合債券契約所解釋之地震相關事件的定義。我們需要更多，而且是設計更完善的災難債券。 當然，與日本自一九九○年代起走過的兩段「失落十年」相比，即使如今年這場三重災難也只算是小巫見大巫。 一九八○年代，日本實際的人均GDP成長率為每年三．九％，但是一九九○年以降只剩下一．四％。當初日本政府若能維持住一九八○年代的人均GDP成長率到一九九○年代後，今日的經濟規模應可比實際大上六○％。換算下來，這也意味著損失了數兆美元。 快做風險管理！ 「兆券」賣全球投資人，還可救經濟 原本，日本可透過按部就班的風險管理自保，以便與GDP波動下的一連串效應切割，但如今，雖然未曾有哪個國家施行過如此大規模的風險管理，但的確是到了該慎重考慮踏出這空前一步的時候。 多年來，我與其他許多人士都不斷呼籲，全球各國應發行一種緊扣自身GDP或類似經濟成就指標的國債，以防範風險。最簡單的形式是讓證券成為GDP的一部分。 一直以來，加拿大籍同事凱姆斯卓（Mark Kamstra）與我提倡各國應該發行名為「兆券」（trills，編按：兆分之一的縮寫，每單位「兆券」代表國家GDP的兆分之一）的證券，政府每季以本國的貨幣支付券息，金額相當於本國當季名目GDP的兆分之一。 在一九九○年代，日本GDP對外聲稱有四百四十三兆日圓，如果當時就發行兆券的話，第一年分配給投資者的券息將是四百四十三日圓，往後數年，券息則呼應GDP的變化隨之波動。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會在預期有獲利的情形下，多方分攤日本GDP風險，就跟災難債券的道理一樣。 一九九○年代所發行的兆券很可能以極高價格售出，而券息或許不到一％，但畢竟買方從一九九○年就一路看著成長率步步走高，他們會引頸期盼接下來幾十年日本GDP激增。 到了二○一○年，日本的GDP仍止於四百七十九兆日圓，券息僅發出四百七十九日圓，比起當年可說不見起色，理所當然會讓許多投資者大失所望。不過，隨著預期成長的心理因素消退，兆券現值很可能變得便宜，這對投資者或許非好事，但對日本全國卻是福音，因為這可抵銷他們蒙受的經濟損失。 考慮到日本目前公共債務占GDP高達二○二％，人們會回想，當年政府在處理赤字支出時，若是以發行兆券而非傳統舉債，而且是發行給全世界的投資者，這種融資方式可能會大幅降低上述比率。而日本政府在背債較輕的情況下，對處理經濟發展遲緩勢必有所幫助。 如今，我們雖無法彌補過往管理風險的疏漏，但如果它能促使我們去思考未來的風險管理，並促成根本性的革新，那麼災難與經濟危機也算是成就了一個撥雲見日的契機。 （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