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可望達到一○％。正當有些國家仍疲於應付經濟危機以及後續餘波，中國卻得再次面臨駕馭繁榮的挑戰。 果斷抑制房市： 免於經濟過熱，兼顧高成長率 幸虧中國政府果斷採取抑制泡沫的政策，房地產市場已經穩定下來，而且往後仍可能有進一步調整。對中國經濟而言，這是正面消息，但卻可能讓某些人失望，因為他們假設政府會放任泡沫壯大，終究破滅。 究竟房市修正會不會重擊總體經濟成長？那得看「衝擊」定義為何。資產價格下降或許會減緩總投資和GDP成長率，但如果所謂放慢指的是成長率從（預期）一一％降到九％，那麼中國經濟不僅可免於過熱，亦能兼顧較高成長率。事實上，對中國來說，目前房產投資年化成長率達三七％並非好事；理想中的成長率是今年應該降到二七％！ 高速成長原因： 繁榮期仍堅持有效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已經高速成長三十年，而且期間鮮有巨大波動或中斷。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天安門事件打擊中國經濟，若排除這項人為因素，平均年成長率為九．四五％；最高為一九九四年及二○○七年的一四．二％、最低為一九九九年的七．六％。 雖然多數重要的經濟體在成長初期都曾身陷危機，但中國似乎不可相提並論（或者這只是偶然），甚至「即將發生的崩潰」預言從未應驗。只不過，中國持續成長的時間越長，就有越多的人相信悲劇終會出現。 在我看來，中國固若金湯的成長模式特出之處不外乎是繁榮期間仍成效卓著的宏觀調控政策。誠然，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引發不穩定，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師法代代相承的計畫經濟做法，總是過分注重細節，因而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造成經濟波動與不穩定。 中央政府必須為經濟過熱促成的通貨膨脹負責，以免泡沫破裂引起失業率上升；但是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則無此顧忌，他們只盼促進GDP高成長，根本無暇旁顧由此而生的惡果，於是盡其所能為目標遠大的投資計畫提供融資，將還款與通膨暫拋一旁。 事實上，正是地方政府過度舉債導致一九九○年代初期經濟過熱，一九九四年通膨率高達二一％，創下過去三十年來最高紀錄。大筆地方債務最後成了呆帳，高占九○年代中國國營銀行信貸總額的四○％。自九○年代中期以來，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受限，這個不穩定因素也已消失。 防堵過熱風險： 實施緊縮，成功壓抑惡性通膨 然而，如今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經濟學中用來指涉企業精神要件，特別是樂觀 、衝動與冒險精神）成了新一輪過熱風險之源。經濟持續繁榮、收入不斷成長，加上市場日益擴大，都提供企業高度發展的潛力、鼓勵所有人渴望抓住契機，也激發所有投資者渴望迅速致富。他們接二連三成功，至今尚未嘗到苦果，因此仍亟欲投資和投機，欠缺考慮風險。 九○年代初期的高通膨對中央政府不啻是一記當頭棒喝：快速成長會引發宏觀經濟風險；同時期，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加上東南亞發生金融風暴，雙雙提醒中央政府，泡沫不可能持續坐大。 從此中央政府一改立場，每當過熱跡象出現時就緊急煞車，九○年代早期實施緊縮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並終止過度投資現象，成功壓抑惡性通膨。 在最近的經濟週期中，中央政府在二○○四年啟動降溫措施，但前一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才打擊過中國經濟；二○○七年底GDP成長率高達一三％，政府針對產業（如鋼鐵）和資產市場（房地產）均採取更嚴厲的反泡沫政策，做好初期就隨時調整修正的準備。 預防勝於治療： 反週期政策，泡沫乍現就消滅 經濟理論明言，所有危機都導因於泡沫或過熱，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壯大，便能防止危機。就「消除經濟週期」來說，首要之務不是危機發生後施以刺激政策，而是繁榮時便未雨綢繆，泡沫初現之際立即戳破。 我不確定當代中國的執政者是否嫻熟現代經濟學，但與某些國家正實施「去監管」的政策相比之下，中國「去泡沫」的做法要好得多，因為去監管無法遏制經濟過熱與泡沫坐大。 世界經濟的癥結在於所有人都牢記凱恩斯（Keynes）的教誨，即危機爆發時實施反週期政策，繁榮期則採取放任自由政策，避免政策介入。其實治理繁榮更重要，因為一開始就能解決危機隱患。 就某種意義來說，中國的做法創造了真正的「凱恩斯世界」：在微觀層面上發展私營經濟與更自由的價格競爭，而在宏觀層面上則是採取反週期政策。 未來或許有因其他因素減緩或中止中國的經濟成長，我只希望決策層隨時保持警惕，讓中國的經濟成長神話繼續演繹十年、二十年，甚至另一個三十年。（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