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未來一年的世界經濟走向，市場人士的說法莫衷一是。關注新興市場的專家強調經濟仍加速成長中，其中更有些人預測世界產出可增長五％；其他擔憂歐洲和美國問題的人士則不改悲觀立場，預測成長率不到四％；尤有甚者，還有些人的看法傾向於可能發生「二次探底」的經濟衰退。 救金融危機 最強勢政府不斷屈服，慷慨援助銀行 這個論點饒富興味，可惜是未能說清楚、講明白。多數工業國家為了解決二○○七至二○○九年的金融危機，祭出大手筆援助計畫，其慷慨大方的程度，各大金融機構都始料未及。當然，將這類措施稱為援助計畫是個政治錯誤——政客喜歡用「流動性支援」或者「系統保護」之類的字眼，但姑且不論兩者稱謂天差地遠，本質仍舊相同：當事態緊急時，最強勢的政府（至少在紙面上）會一再屈從於各大銀行債權人的要求和願望。 就個案而言，這種做法在邏輯上無懈可擊。例如，如果二○○八年（仍是小布希政府當權時）美國並未無條件提供花旗集團實質幫助，甚至二○○九年（已是歐巴馬時代）也未如法炮製，那麼，隨之而來的金融崩潰將導致全球經濟衰退更深、各國失業率更高。同樣的，如果近幾個月來歐元區並未（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協助之下）介入保護希臘及其債權人，歐洲，甚至世界，就將面臨更嚴峻的金融災難。 實際上，歐、美政府與主要金融機構間不斷重演「膽小鬼」博弈賽局。政府說：「不再提供援助計畫了。」銀行回應：「如果你不救我，就會出現第二次大蕭條。」政府略微思考後，最終屈服了。結果屢試不爽。 債權人得救了，而金融部門的損失被轉移到本國政府（如愛爾蘭）或者歐洲央行（如希臘）；在其他國家（指的是美國），則是獲得監管單位「寬貸」（即在銀行通過證券交易重塑資本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以上做法收效良好，現在我們的經濟正漸漸復甦，雖然美國和某些歐洲國家的就業狀況仍不盡如人意。那麼，二○○七至二○○九年間國際上所採取的政策有何不妥之處，為何我們不能使用類似的做法因應未來性質相同的危機？ 求經濟復甦 變相激勵金融業者變大，以掙脫監管 問題出在激勵誘因，亦即援助計畫對金融部門態度和行為造成深遠影響。自二○○七年夏季起，政府將保護傘擴張至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並在二○○八年九月雷曼兄弟和美國國際集團（AIG）出事之後益發慷慨。這傳遞出一個單一信號：如果你的規模在整個系統來說屬於「較大」一方，當系統面臨問題時，你就有「較大可能」獲得政府大手筆金援。 究竟要多大才「夠大」，目前尚無定論。幾家大型避險基金正使出渾身解數，要讓自己變得更大，因為這樣才能取得「系統重要性」。在它們看來，最理想的結果是，在坐大的同時還可以掙脫監管單位的檢查，亦即規避承擔風險活動的事前限制。如果一切順利，這些避險基金，當然包括那些已經毫無疑問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銀行，就能獲得超高地位。 當然，如果事與願違，任何「大到不能倒」的機構，以及其債權人，仍可預期得到政府庇護。這種預期降低當前超大型銀行的借貸成本（相較於那些規模較小、政府可任憑其倒閉的競爭對手而言），最終結果是，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大受鼓舞增加規模（借得更多），希望因而變得「更安全」（從債權人的角度，而非社會的角度）。 美國高官承認，這一種激勵結構問題叢生；有趣的是，歐洲官員甚至不願公開討論這個話題。不過，白宮和美國財政部信誓旦旦的說，金融改革法案通過後，「我們已終結『大到不能倒』的弊病。」金融改革法案目前仍在國會討論中，預計在一個月內由歐巴馬簽署。 創造另一次繁榮 歐美政府魯莽承擔過多風險，將釀悲劇 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就「銀行規模過大將對系統風險產生何種關鍵影響」這個問題，美國參議員考夫曼（Ted Kaufman）和布朗（Sherrod Brown）同心協力，打算為銀行設定一個規模上限，他們所採用的標準大多參照了二○一○年一月由歐巴馬所提出的「伏克爾法則」（Volcker rule）。 不知為何，歐巴馬政府的態度令人難以置信的徹底改變，完全拋棄了這一觀點。一位財政部高級官員說：「如果布朗－考夫曼法案頒布了，那麼美國最大的六家銀行將被分拆。」不過，他還說，「如果我們支持這一法案，那這一切可能已經發生了。但我們沒有支援它，所以這一幕也就沒有發生。」 世界經濟成長率是四％或五％固然重要，但對我們的中期前景影響並不大。美國金融部門獲得無條件的金援計畫，而且，至今還沒有受到任何實質上的重新管制。毫無疑問，我們正在為自己設下圈套，製造出另一次繁榮，這次是因為在世界金融系統中心魯莽的承擔過多風險的繁榮。故事的結局只有一個，那就是悲劇。（本文刊登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