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周刊》上期封面故事「實物強權」，直指「紙鈔越來越不保值」，這是經濟法則，貨幣發行太多，就一定會貶值。 人類生存靠的是實物，一切「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東西，都是在生存不成問題的前提之下，才有它的價值。然而，人類社會的進步要素之一是「交易」，因為有交易，物的價值乃能不斷提升，這就是經濟。而貨幣的發明則大大方便了交易的進行，正因為太方便了，乃成為「不歸路」。甚至在通貨膨脹不可收拾了的情況下，人類社會都已經無法回到「以物易物」的狀態，只會「穀價翔貴」（物價飛騰）。通常那是天下大亂的先兆，而改朝換代有一項必要措施：發行新貨幣以示與民更始，順便「清理」前朝留下來的通膨爛攤子。重點在於，爛攤子幾乎是一定會形成的，因為政府鑄錢太方便了，也不受豐年、荒年的影響。 及至紙幣發明，那又比鑄幣方便多多。最初宋朝的「鈔引」只是提貨券（如茶、鹽等）。後來出現「交子」、「會子」，乃由匯票「進步」到紙鈔，「以尺楮（紙）代數斤之銅，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剋日可到」。方便是方便了，日久「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有什麼弊呢？「楮（紙幣）越多而越賤」，宋神宗時「新交子一當舊者四」，到徽宗時「一緡（金屬幣）當錢（紙幣）十數」，物價飛漲百分之一千多，宋朝也就亡了。 用今日語言，這叫作信用破產。而政府濫用信用，更不僅止於財政，政治方面甚至還更嚴重。 西漢文帝採納晁錯的建議，將「鬻爵」定為制度。晁錯的說法：「當前之務莫如獎勵人民務農，鼓勵人民務農最好的方法，是讓粟（米穀）貴重。」到這裡都對，可是再下去就不對了：「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也就是捐稻穀可以拜爵、得以除罪。 這種思想，在今日當然是大謬。可是在當年卻是好意見，因為「有能力捐輸的，都是行有餘力者」，而授爵是皇帝的特權，「出於口而無窮」。用皇帝無窮的特權，換取老百姓有餘的資源，又能充實「塞下之粟」（邊防軍的糧秣），如此三贏之策，真可謂天才了，是嗎？――當時是，後來就不靈了。因為授爵是連帶封邑的，等於皇帝將自己（國家）的歲入分了出去，久之，財政一定出問題。於是，皇帝再收回封邑，或增加封邑的貢賦，也就是皇帝的信用打折。 但是古代沒有現代的「信用」概念，所以，封爵不行了，就賣官。武則天時「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補闕、拾遺早先是無職掌官銜，後來都有了職掌。而賣官、冗員都意味著貪污與低效率，這個政府的「健康指數」就每下愈況了。 話說回來。紙幣發行太多，就會通貨膨脹，貨幣信用就貶損了；賣官鬻爵就造成冗員浮額，政府信用就完結了。原因都在於太方便了「出於口而無窮」。這幾年台灣政界的爆料文化也一樣，把政治議題當成八卦新聞來炒做，也是因為這種搏版面太方便了「出於口而無窮」。 但是，「信用」是存在人民心裡的一把尺。貨幣若儲備充足，信用就好；若發行氾濫，就「實物至上」。同理，爆料若憑據充分，信用就好；若空口說白話多了，自然也就「實話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