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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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談到最近大陸經濟的許多領域都出現國有企業大張旗鼓、民營企業節節敗退的「國進民退」現象。究竟這是新一輪結構性變化之開端?還是短期經濟振興方案實施中的過渡現象?嚴格說來,這兩種成分兼而有之。
客觀上說來,現階段的「國進民退」現象是好幾股力量同時推擠的結果,有市場力量的因素,有制度的慣性作用,有意識形態的背景,也是政策修正的結果。
首先,中國大陸沿海的出口導向產業,本來就是以外資與私營企業為主幹,他們之前經歷過勞動成本上漲、人民幣升值、原物料價格劇烈波動的三重打擊,本來就已經搖搖欲墜。等到金融海嘯來臨出口訂單急速萎縮,體質虛弱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紛紛中箭落馬。
其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大陸的決策者要拉動內需抵禦衰退風險,最直接、最熟悉的手段就是將資金灌注到國有企業部門,然後指揮國企進行逆勢的大型投資,其效果要比貨幣政策更立竿見影。對照美國與日本的例子可知,在景氣衰退風險增高之際,即使實質利率降到零,民營企業也不敢借錢投資。去年底推出的人民幣四兆元景氣刺激方案,其投資重點是交通與能源基礎建設,以及國務院選定的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等十大振興產業,這些領域絕大多數本來就是以國有企業為骨幹。在企業倒閉風險增高之際,國有銀行也寧可將新增的信貸額度借給國有企業。所以國進民退是制度的慣性使然。
再者,大陸國有企業在進行逆勢擴張時,並沒有意識形態的禁區。在多數歐美國家,主流思維普遍接受私有化是硬道理,國有化是必要之惡這樣的價值判斷。所以美國政府雖然被迫接收通用汽車,但只是過渡措施,在重組後仍會恢復民營。但在大陸的主流思維裡,國營的社會公信力比私營企業高,經營範圍不自我設限,不接受「不與民爭利」的說法。國營企業照樣在食品、紡織、房產、交通運輸、百貨物流領域與民營企業競爭。中糧集團收購民營蒙牛乳業的股權,被視為一種「市場行為」,跟可口可樂收購飲料大廠匯源沒有兩樣。
還有,在某些特許行業這一波國進民退是刻意的政策選擇,修正過去私有化的失敗經驗。例如,最近山西省對私營小煤礦進行全面整頓,乃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這些小煤礦不但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也是層出不窮的礦災慘劇的主要來源,更是地方幹部腐化的溫床。對小煤礦主而言,礦工的生命只是帳簿上的成本,用小錢撫卹與賄賂就可以打發,何必嚴格遵守礦場安全規定。同樣的,過去上海高速公路網內有十三條高速公路是由十一家單項公司得標經營,在管理與養護上缺乏經濟規模,而且廠商無意繼續投資養護或升級,路況品質與安全持續惡化,現在地方政府財政寬裕,自然選擇進行回購,恢復公路以公眾利益至上的本質。
大陸領導人也意識到,注入國有企業的資金已經外溢,導致房市與股市過熱,必須有所壓制。同時,民營中小企業在創造就業方面,以及在發展服務業與知識經濟方面,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八月十九日,溫家寶就宣布了減稅、擴大信保等六項措施,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算是對國進民退現象的即時修正,不過大陸民營企業的處境依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