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經歷一場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房地產與金融市場危機，這場危機迫使美國政府不斷採取斷然措施，來拯救金融機構與支撐資本市場的信心。這場危機也導致美國的意見領袖開始質疑自由市場萬能的神話。 美國眾議院與參議院在七月二十三日與二十六日，分別以最快速度通過財政部所提的化解「兩房危機」的特別法案。美國財政部針對「房利美」和「房地美」出現倒閉風險所提的救援方案，包括在必要時美國政府可無限制收購「兩房」的股分，以及大幅提高聯準會對「兩房」的信貸額度等。這個法案不僅清楚的說明了政府是抵禦資本市場系統性風險的最後堡壘，也表明了國有化是挽救市場失靈的最終手段。共和黨的白宮與民主黨的國會在此事上的密切配合，也意味著美國政治菁英對市場的自我調節機能失去信心，轉而相信必要時政府必須干預或甚至替代市場。 其實美國社會對於究竟應該信任市場或信任政府，這個根本的社會體制選擇問題，曾經出現過重大的轉折。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之前，美國的主流菁英曾經一面倒的擁抱自由市場，相信市場機制可以保障個人自由以及充分釋放社會活力，也是邁向繁榮昌盛的唯一途徑。但是，經濟大恐慌爆發之後，美國社會菁英對自由市場失去信心，質疑這一機制是否能真正帶來一個公平、穩定的社會，轉而相信政府是拯救市場崩潰與重建社會穩定秩序的唯一選項。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與英國的領導者記取歷史教訓，對於國際貿易與跨國金融活動建立嚴格的管理機制，來駕馭市場對於社會秩序的破壞力量。但八○年代以後，歷史記憶淡忘，自由市場神話再度抬頭，在華爾街利益集團的驅使下，美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打造了「華盛頓共識」，鼓吹全面自由化與私有化。因此過去二十多年，美國意見領袖都沉浸在市場萬能的神話裡，也深信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可以依賴在金融服務與資訊科技領域的領先，建立起一個「新經濟」，讓美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贏家。 面對一連串的金融危機，停滯性通貨膨脹的陰影，以及美元幣值的岌岌可危，美國意見領袖對自由市場的信心開始動搖，也從「新經濟」的美夢中驚醒。他們發現新興國家追趕的速度超乎預期；而美國金融服務業所自豪的金融產品創新，卻成為製造系統性風險的原凶。如果美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持續惡化，政治菁英將轉向支持更全面的政府監管與干預，大幅修正九○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