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改革都要面對三個挑戰：一是思想解放，二是改革的技術專業，三是對付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思想解放鄧小平自己來，也只有他才能，但改革所需的技術專業畢竟非鄧所擅長。所幸，在無可奈何之際，鄧找到了朱鎔基。對這個當時尚非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鄧不惜打破中共慣例，將朱連升五級（從候補中央委員，一口氣升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加以重用。鄧向全國人民介紹朱的話十分經典：朱鎔基懂經濟。 朱鎔基接下了將經濟降溫穩定物價的軍令狀之後，才發現既無貨幣政策又無財政政策可用，不得不對銀行及政府各部門直接下指令，要求所有投資及建設停工下馬，一時人仰馬翻，但終於還是把局面控制了下來，在九七年東亞金融風暴來臨之前，以宏觀調控完成了海內外專家眾口讚譽、極其漂亮的軟著陸。 朱深知這只是治標；為長遠計，朱乃開始啟動了中國真正的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改革。然而，十分諷刺的是，當原先被忽略的經改及社改終於開始起步的時候，政治體制改革卻停了下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六四的夢魘效應，政治改革在整個九○年代成了禁忌，誰也不敢碰。 九○年代初陷入了低潮的中國內外形勢，終於，在外有錢其琛的外交經營，內有朱鎔基的經濟調理下，很快復甦了起來，恢復了活力與雄風。然而，也正是由於政治改革一直停頓，經濟及社會改革也尚未完善，大陸不但發展中的老問題再度湧現，新問題也接踵而至。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三難（上學難、買房難、看病難）問題、貧富差距、環境污染、貪污腐敗、國有資產流失等紛至沓來。百姓不滿，性格溫馴的，成群結隊的到省城、京城「上訪」（訴冤討公道）；性格暴烈的，就直接訴諸所謂「群體事件」的暴力衝撞了（去年的群體事件多達八萬七千多宗，平均每天兩百多宗；這即是前文胡錦濤向布希提到的令他傷腦筋的社會矛盾）。新世紀初，中國又走到了改革開放的十字路口——這就是胡錦濤面對的嚴峻形勢與挑戰。 總結過去二十七年的經驗，可以發現，問題出在：一、改革與開放沒有並進；二、改革之中，政治改革又與經濟及社會改革沒有同步。再就當前形勢評估，經濟與社會體制改革雖尚未完善，但畢竟已經開始，政治改革從嚴格的標準來看則尚未起步。胡錦濤在美國講，「我也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應是深入研究中國改革形勢與問題，切實了解脈絡與癥結之後，有感而發的肺腑之言。 接下來的問題是，民主改革茲事體大，何況六四陰影仍在，究竟又該如何進行，這當然還需要做深入的科學研究，研究民主政治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再比較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或西方國家）又因各自具備了哪些，才有了不同的表現，最後，也許可以考慮以香港或在大陸適當地區先進行不同模式、不同階段的局部實驗。 這一步是非要跨出去不可的。胡錦濤何妨借用鄧小平的偉大智慧——先搞個特區實驗，然後循序漸進，來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之志，勇闖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後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