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公共部門是貪婪的寄生蟲，但相反地，也有人說增加這部分支出可以創造更公平、更具生產力及更文明的社會。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黨政府當政時期，前面一種意見較占上風；布萊爾〈Tony Blair〉和布朗〈Gordon Brown〉上台後，換後面一種看法當道。而現在，鐘擺是不是時候又要擺盪到另一個極端了呢？ 戴維斯〈David Davis〉顯然認為時候到了。最後一輪保守黨黨魁選舉已經淘汰到剩下兩名候選人，其中一人就是戴維斯，而他本週公開宣誓要降低這類支出，將其成長幅度壓到比經濟趨勢成長率低一個百分點的水準。但其對手卡麥隆〈David Cameron〉則表示：「若是我們只會說降低賦稅、減少開支，保守黨永遠都無法說服人民安心把經濟事務交給我們來打理。」 英保守黨黨魁之爭揭開全新辯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新近發表了一份非常棒的英國經濟調查報告，內容明白顯示現在確有必要重新就此議題展開辯論。二○○○年公共支出對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之比率為三八％，去年跳升到四四％，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的公共支出有這麼大幅度的增加。 截至二○○四～○五年度的五年間，實質健康醫療支出增加了四八％，實質教育支出也提高了三九％。健康醫療支出對ＧＤＰ之比率現在已經升到了歐陸的平均水準。而交通運輸支出對ＧＤＰ之比率，則由一九九九～二○○○年度區區的○．二％，提高到二○○四～○五年度的○．六％。二○○○年以降，新增就業機會約有一半產生自公共部門，然而這份數據儘管不能算是全面、完整，卻也可以發現實質經濟產出並沒有同樣幅度的增長。 既是如此，若要就公共支出的未來展開適切理性辯論，其基礎為何？這或許可以從澄清謬誤開始。反對增加支出者常有兩項荒謬的論點：民間部門創造財富的方式，非公共部門所能複製；提高公共部門薪資水準根本就是浪費公帑。 要說特易購〈Tesco〉的收銀員是份可以創造財富的工作，但公立學校教師並非可以創造財富的工作，這種論點顯然奇怪了點。況且，公共部門既未蓄奴供使喚，有才幹的人若願意擔任醫師、教師，捨棄會計師、律師、金融家的高薪工作，我們必須支付他們足夠的薪水，確保他們不因生計問題另做打算。 所以究竟哪些才是重要的問題？第一，對於一些只有公共部門才能提供的事物，也就是司法正義、軍事國防、公衛醫療之類的「公共財」，以及對於貧富所得重分配，我們整體社會到底願意負擔多少支出？ 一問：民眾願意負擔多少？ 而這又關係到第二個問題，也就是人民為換取學校教育、公衛醫療及部分交通運輸〈尤其是基礎建設〉等服務，繳稅供養政府公共部門，而政府公共部門又應該直接撥出多少經費投入這些服務？若是決定由公共部門吸收其中的許多支出，但又吝於提供所需資源，那麼就會重蹈保守黨政府的覆轍，後果難以收拾。然而，並非所有額外支出都應該由政府埋單，也可以利用使用者付費的方式拓展財源，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高等教育的收費。保守黨的反收費政策，非但顯得不合時宜，也有違其一貫原則。 若要決定如何為政府服務拓展財源〈以及政府實際出資比率〉，就不免會產生第三個問題：即使稅制運用效率不差，加諸民眾身上的成本負擔究竟有多大？為使民眾在需要某些服務時能免費使用這些服務，以高賦稅政策支應其財源，這種做法將產生不小的成本。若是重要的服務隨時可以免費取得，促使民眾投入工作的誘因必定隨之降低。此外，民眾越是倚賴公共支出，公共財政越是難以控制。 二問：官僚與靈活如何權衡？ 第四個問題是公共服務與民間服務的界線如何畫定？身為服務提供者，公共部門過度官僚、僵滯、泛政治化，但真正的醫療及教育市場卻很難為人接受，因為公眾總是要求要平等對待、一視同仁。 最後一個問題於焉產生：政府採購及民間供應，兩者角色能做多徹底的切分？公共服務由中央統一管理，這種做法向來不夠靈活，但在公共服務項目導入內部市場機制〈Internal Market〉，也有同樣的問題。若是將大筆資金全權交由專業人士打理，任由他們視情況需要自由調度使用，這種做法也不大可能順利運作，原因是生產者的利益很少與使用者的利益重疊。通常，諸害相權取其輕，才是上策。 希望能見到如此精準的辯論走出現有窠臼，不再限於「公共部門好、公共部門不好」之類非黑即白的表象爭論，或許過度理想化了一點。可是對一個稅收已接近ＧＤＰ一半的國家來說，再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題目。或者卡麥隆先生終於會想從這個議題點火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