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發表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這本書依據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與蔣經國會面一百五十六次的筆記「重要紀事」手稿為主，李氏口述歷史為輔。雖然這只是李氏的個人筆記與記憶口述，然既由國史館編纂出版，就不同於一般出版之個人回憶錄，影響至深。 在新書發表會之前，國史館提供媒體部分內容，重點在蔣經國指定李登輝處理「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林義雄、高俊明的釋放，並要李登輝負起黨外人士溝通的責任。這一點，很明顯是蔣經國給了李登輝一個「市恩」（放人情）的機會，由此亦可見蔣經國當年已有「身後由李登輝接班」的念頭。 然而，我注意到，國史館事先提供的部分內容當中，一段對蔣經國「本土化」理念的詮釋：在他（蔣經國）生命的最後一段期間，他在很多地方展現出要在台灣生存，到中國大陸去是沒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這一段詮釋係李登輝口述，也就是李氏對蔣氏心意的個人體會，旁人應無置喙餘地。 然而，我又注意到一個「小」地方：李登輝的筆記中所稱的「總統」，到了口述歷史時全都成了「蔣經國」。雖然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可是人對人的稱呼代表一種心態，心態變了，稱呼就跟著變，而讀者雖未必都會「警覺」這種微小變化，但是會在閱讀時接收到字裡行間的心態變化訊息，這對國史館為李登輝本書定名為「蔣經國總統與我」的用意——蔣經國要本土化，且已心屬李登輝為接班人，必將產生折損作用。 李登輝是有使命感的人，有使命感的人會非常在意歷史評價。為了導向歷史評價，庶免後世史家對自己（或對手）做出「錯誤」評價，因此，要將自己的紀錄、見聞寫成筆記，俾供後世「補史傳之不足」。 於是，歷代都有政要寫下了自己的筆記，這些筆記在當時頗發揮引導輿論的功效，然而，經過後世治史者的考證，卻也往往被評為「謗書」。而且，當年越是權傾一時的人，被「謗書」波及的機會越大，因為下台的人比較有時間寫書。 以北宋變法圖強的王安石為例：朱熹《言行錄外集》記載：「邵雍（大星相家）在洛陽聽到杜鵑啼聲，慘然不樂。認為南方地氣北上，天下將亂。不出二年，南方人得勢，北方人苦了。」預言王安石掌權，黨爭亂政；司馬光《涑水紀聞》記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溺於聲色，安石告誡安國，安國吐槽要老哥疏遠佞人」；邵伯溫《聞見錄》記載：「王安石下野，蘇軾（東坡）經過金陵，王安石求見，談話畏首畏尾」。 然而，蘇軾本人的詩集裡面，與王安石那一段相會期間，相互唱和的詩句中卻有「從公已覺十年遲」。事實是二位當初的政敵，在野後相會，黨爭傾軋的立場問題已不存在，遂彼此欣賞對方的才學，嗟嘆昨日之非。 李登輝大權在握之時，坊間針對他而出版的「謗書」誠可謂車載斗量，如今他以在野之身，接連出版好幾本書「辨謗兼反擊」，而國史館為他出版的最新這一本，更有贏回「蔣經國欽定接班人」與「蔣經國路線忠實執行者」的用意。考其用意，是為了歷史評價？還是尚未忘情於權力？仍未可知。 明代張溥評《宋史》，對王安石變法評為：「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王安石接班人），安石已矣，其如帝（神宗）何」。將來歷史會怎麼說？是李登輝誤了蔣經國？還是陳水扁誤了李登輝？等五百年後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