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一九九三），朱鎔基接了鄧小平的「軍令狀」，擔任對付通貨膨脹的前敵總司令（副總理，分管經濟事務），使出撒手，也就是後來揚名海內外的「宏觀調控」，硬生生把氣焰甚熾的物價上漲率（九四年二四％；九五年一七％）壓制住，九七年時就控制在三％以內，與此同時，經濟成長率卻仍維持在八％上下，世稱「軟著陸」，而且是極其漂亮的軟著陸。時任世界銀行副總裁的知名經濟學家史蒂格利茲（後兩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止一次公開贊賞朱鎔基，強調光憑這等出色的軟著陸，朱鎔基就該得個諾貝爾獎。 　朱鎔基精彩的軟著陸，贏得了滿堂采，但採用的手段，卻是「硬干預」。硬干預者，直接對生產、投資、信貸、價格下達剛性的行政指令也。相對於「硬」，有所謂「軟干預」，則是經由市場機制，通過政策工具加以調控。朱鎔基捨軟就硬，非喜歡硬，實軟不可得也。 　原來，從鄧小平一九七九年決定棄計畫管制走改革開放開始，到九○年代初十幾年來，強調的一直是開放，說實話，放了才能活，活了才有其他，開放做為第一步，是正確的。 　但是，開放走上市場經濟的同時，終究還是需要配套建立起市場經濟相關的體制，這即是改革。開放而無改革，就必然走入「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又死」的怪圈。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就是如此。當時經濟社會活是活了，但活與亂並存，物價飛漲、分配差距拉大、貪污腐化嚴重，終至於形成動亂之局，逼得北京當局採取強硬手段，收拾。用現在的話說，著陸，而且是硬著陸，採取的則是硬干預，硬手段。 　八九一收，元氣大傷，市況蕭條，鄧小平著急，想想不是辦法，九二年初，決定南巡，目的是再吹起開放的號角，老將畢竟還是了得，號角一吹，就吸引了外資大量湧入，單九三年一年，外人直接投資就超過了以往十四年的總和。經濟快速成長自在意料之中，連續三年超過一二％，但也埋下了經濟過熱的種子，及朱鎔基出線的因緣。 　面對經濟過熱，鄧不懂經濟，卻懂得找到一個他口中「懂經濟」的朱鎔基，朱臨危受命，也不負眾望，這就是前面講的朱調控。 　朱鎔基不但軟著陸漂亮，更深知硬手段絕非長久之計，乃於治標同時，進行相關市場經濟配套體制的建立，如金融體制、財稅體制、外匯體制的改革等等。此等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但十年來，畢竟還是有了點成果。溫家寶近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就使用了存款準備率、出口退稅率調整等政策工具，凡此均為軟干預，是一種進步，中間亦採取了一些行政干預的硬手段，有些固不可避免，有些則無必要，顯示大陸當局調控的火候畢竟還不到位。但硬中有軟，仍有值得肯定之處。 　溫調控能不能「軟著陸」，當然是海內外關注的焦點，同樣或更值得關注的是，大陸今後的宏觀調控，能不能真正的、全面的採用「軟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