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該不該升值？國際知名金融經濟學家Ronald McKinnon在升值論聲浪日盛一日中，獨排眾議，直指升值是一個「危險的壞建議」。現在，讓我也提出一些觀點，用資對照補充。 這一陣子，日、美官員先後「放話」，「期待」看到人民幣升值，這個場景，讓我一下子回想到一九八○年代中期。 當時，台灣同日本及西德，都是國際間最主要的出超經濟，而美國則有巨大的貿易入超，有趣的是，美國的入超幾乎恰恰是這些主要出超地區的總和貢獻，為此，引發了一波大似一波美國失業工人的不滿浪潮，美國國會因此通過「綜合貿易法案」，揭櫫「公平」（而非一貫的「自由」）貿易理念，為以「三○一」條款等工具對貿易對手國施壓埋下了伏筆。 果然，未久即以德、日、台等刻意低估貨幣匯價為由，要求（要脅？）各自將貨幣升值，德、日、台均難承受巨大壓力，終於先後將貨幣大幅升值三成以上。記得嗎？新台幣兌美元從三十八對一升值到二十五對一的那段日子。 誠如McKinnon指出的，儘管貨幣已做了巨幅的升值，但最終卻根本沒有改善日、台等的貿易失衡，仍然有巨大的貿易出超！ 怎麼回事？問題出在台、日等的出口競爭力確實是太強了；而出口競爭力所以強勁，除生產力高（日）、要素成本低（台）等理由之外，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於生活素質惡化所形成的「補貼」效果。 就台灣言，環境生態的破壞、勞工及消費者權益的犧牲，都是生產及出口部門為了成就其出口競爭力而規避的社會成本；在日本，以全球最富有的所得，卻家家擠在狹窄卻又至為昂貴的居室中，何嘗不是以生活素質的惡化在「補貼」出口，結果出口成長，導致出超擴大，反過來又被外力逼使本國貨幣升值，不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此等日本及台灣經驗，其實正是McKinnon說的，「在開放經濟中，經常帳順差乃是由一國的淨儲蓄（即儲蓄減投資）傾向而非匯率所決定」的意思。這個現象，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市場機制充其量也只能保證「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不能同時保證「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要做到經濟及社會資源能同時獲得優化配置，必須在市場機制外，輔之以必要而適當的政策調控（例如能明顯提升生活品質的公共部門支出）。 觀乎今日中國大陸，顯然有甚至更嚴重的存在著廣義生活素質偏低的問題，以此反映在出口競爭力的強勁上，自然令人恍然大悟。人民幣匯率何去何從，今後宏觀政策及公共建設應如何著力，相信也因此可有更明確的思維與輪廓了。 當然，如何在最短期內消弭海內外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心理，也十分重要，否則情勢將轉為棘手，但有了理論作基礎，足以說服自己又說服別人，剩下的都屬於技術操作，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