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總是坐在觀眾席時，想上台當演員；上台演戲時，又想溜回觀眾席。 雷蒙．艾宏（Ramond Arond）在一九八一年接受訪問時，回憶自己在德國科隆大學當助教，決定成為「入戲的觀眾」，也就是同時在歷史形成過程中，既當旁觀者，使自己在進行的歷史中，盡可能保持客觀；但又同時不置身於歷史之外，而介入歷史。他說，把演員和觀眾這兩個角色併成一體，正是「歷史客觀性的限度」（Les limites de l' objectivite historique）。 艾宏是出了名的，在左派說右派的話，在右派那兒又說左派的話。沙特甚至曾經批評，艾宏是他所見過最無恥的知識分子。意思是說，這個傢伙立場搖擺不定。我幼年深受沙特等左派思想家影響，對雷蒙．艾宏這類人沒啥好感，萬萬沒想到自己，人生越走越老，最後竟會和雷蒙．艾宏同屬一類。 雷蒙．艾宏一生身兼新聞作家、社會學家、史學家與哲學家，還三不五時搞政治。當時他力抗法國知識界普遍左傾的思潮，首先揭發蘇聯政體與史達林政權的本質，但他對於希特勒掌權、法國人民陣線、慕尼黑政權、維琪政府、猶太種族殘禍等，又有著強烈的批判能力。一九七三、七四年間，他更跳入政壇，做一場他自稱「難以實現的夢」。 他一生反左、反馬克思，但一直讚揚馬克思在思想上的貢獻；他是戴高樂的信徒，學術地位頂尖，卻始終未獲正式教授職缺。一九五五年巴黎大學索邦分校有個社會講座的缺，他在報界、知識界惹了一身羶，想進校園混混，結果又出版了一本大受議論的書」《知識分子的鴉片》，驚動了不少人。五十歲的他，為此差點連教職都保不住。 艾宏在他的回憶錄上，對於「政治」曾經這麼說：「搞政治思想，需要盡可能理性；但搞政治，就必須利用他人的激情。所以，一個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永遠都不會是好的政客。」他最後也反省了自己的政治參與：「政治，要不就贏、要不就不搞。」他說自己是個知識分子，太講理性和邏輯，當不了好政客，只能當笨政客。 艾宏一生難以歸類，左派右派都不像，說是政治人物不像，說是思想家也不純然是；說是新聞評論者，又比一般新聞工作者具深度許多；說是個客觀的人，有時卻總有著瘋狂的知識分子意志。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號星期一上午，艾宏到法院為他的老朋友出庭作證，走出法庭，卻意外因心臟病發，死於塞納河畔。當天法國和比利時的收音機及電視新聞，均以頭條新聞播報他的死訊，哀悼這位人們稱為「世紀的傳奇人物」及「沙特的同學和仇人」。他既是哲學家、神學家、歷史學家、報紙主筆，又是幾部名著的作者，「當時法國思想界排名第二的人物，走了」，算是一生對他唯一沒有爭議的全面評價。 如果我把雷蒙．艾宏的名字拿掉，尤其是把「思想界排名第二」的封號剔除，看來真有點像在描述我自己。 在政治圈中，我總是想當個書寫者。政治搞瘋的時刻，特別愛抓著筆，彷彿唯有那一刻，當腦中事物透過筆尖，一筆一畫刻下來時，才能相信自己真能在政治的漩流裡，緊緊掌握人生。但東西寫多了，像《商業周刊》專欄，東一篇〈被遺忘的尹上校〉，西一篇〈殘忍的愛〉，幾年來筆下被我同情、批評或歌頌的不盡其數，結仇過多到出門被暗殺，可能都破不了案的境界。但仔細反省，這些言論對世界的影響卻似乎是零。有段時間我停了《商業周刊》的專欄，覺得自己持續的書寫，像極了狗吠火車，那樣的心情，讓我又想從觀眾席裡丟下書寫的筆，跑回台上去當演員。 艾宏個性無法歸類，長相也是。說他英俊，並不盡然，不過他還真像法國現任總理席哈克，高大挺拔，有股傲氣。法國人回憶他走起路來的樣子，尤其是微笑時刻，頗像好萊塢電影明星史恩．康納萊。他是少數法國思想家裡，不用像沙特老叼根菸斗，說起話來便能淋漓盡致，且以新聞寫作及電視評論影響法國人的金腦袋。一九六八年那個年代，若在左派圈子裡當個右派傢伙，下場不難想像，於是一堆左派學者拿他當仇人，視其為「下三濫知識分子」，一切嚴詞批判都顯得理所當然。尤其他那麼清楚地道出蘇聯統治下的殘酷、史達林主義的殘暴與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左派覺得他的攻詆話語，不過就是「一場右派的陰謀」。 其後五、六年，在中國土地上真實發生的故事，一字一字地被中國人寫出，傳至法國時，緘默的反而是那些在一九六八革命中，從來不曾相信左派也會殺人的知識分子。 艾宏支持的政治領袖，也未必有好日子過。以戴高樂為例，雖然艾宏支持他，卻曾當著戴高樂的面前罵他說：「有一部分是天才，有一部分是笨蛋。」等季斯卡接任戴高樂的位子，他則不屑地說：「有些位子是任何人都接不來的。」 艾宏活得非常不合時宜。我小時候看了他的德行，覺得此人生活得極其可笑，如此錯亂，再英俊也不可能成為效法的對象。何況當個右派，就算可以揭發史達林和文化大革命，又算什麼英雄好漢？ 唉！沒想我生命的其他因子，卻把三十五歲以後的人生之路，拉得越來越像入戲的觀眾。每每在政治舞台上演戲，演到過癮時，唱起腔來：「店小二，來瓶酒吧！」然後鏗鏗鏘鏘拉起胡琴。本來出任主角該站起來清唱，望著台階卻只想溜。 到現在為止，我還經常不了解，自己三年前的政治經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最近檢視自己，對於究竟要不要重新參與政治，既充滿熱情，又滿懷恐懼。我像一個曾被家庭暴力殘害過的受虐婦女，走進大宅門院裡，就想起當初被鞭笞的景象。 記憶最深刻的是修憲時期，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那麼接近權力大交易。國發會時期，人們以為那是一場成功的憲政會議，參與者高估了自己及同伴的理想性與影響力。等到國發會共識送交執行修憲任務的國民大會會議中，頓時才發覺劉德華變豬哥亮，林青霞成了阿匹婆。政治領袖各自考慮著歷史定位、影響力與顏面，最後只好勉強撐著、忍著，眼看自己給台灣歷史帶來最荒腔走板的一場政治大戲。 歷史學家們總相信，政治時代總有某個領袖在其中主導。但每當我身陷政治舞台的時刻，卻常看不到舞台上真正的主角，一場戲彷彿每個人都在跑著權力的龍套，豈是一個「亂」字了得？儘管有幾個拍板定案的傢伙，似乎也是被權力強架著，像新娘被強押逼婚，隨便簽簽字，就圓了房。 從那一刻開始，我好像就成了一心想從戲台上溜下來的觀眾。三年前一度想選立委，遭遇施主席要求我換選區、別和他同台之際，便心想：不要選了吧，趕快退選了。還記得那是我在日本所做出的決定，當時心裡充滿著恐懼和害怕，無意間看到日本公民黨的女主席。那是個崇信佛教的政黨，神似郭婉容，長相則如電視劇冰點的女主角，秀氣又端莊。那女子莫名其妙地給了我無比信心，回到台灣後，便決定宣布棄選。 三年下來，斷過腿、撞過腦袋，但大抵日子過得挺好。在《商業周刊》寫專欄、在飛碟午餐主持廣播節目、在電視台則是先做「財富新聞」，近期又做「文茜小妹大」，口碑不錯，每天罵人兼賺錢，不像立法委員們，日子辛苦又常挨罵。我經常自我調侃：想在國事論壇上發言罵人，還得起個大早排隊，罵完了也沒錢拿，還不確定電視台是否會播出呢！媒體界的人不承認，可是我自己心知肚明，我已非年輕時的奉獻者，而是「既得利益階級」了。 幾年下來，人稱我「媒體霸權」，但看在政治人物眼裡，簡直霸個屁。講兩岸關係該怎麼走，沒人理；催促政府應該儘速提出經濟政策辦法，也不見反應。台灣經濟衰退一年半，連續兩年居四小龍之末，今年還淪為亞洲之末，連外勞輸出國都輸了。放眼鄰國新加坡，光是今年七至九月，便已丟出至少十套辦法：從國會議員與高級公務員減薪一○％、擴大內需、幫助攤販融資、貸款，並成立升級的攤販中心，協助企業轉型；從個人、攤販到企業，所提出的法案總金額高達六十三億美元。美國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不到一個月，便通過一百五十億的航空紓困、四百億的重整計畫，聯準會迄今已降息兩次，政府正研擬大規模的擴大支出與減稅方案。但台灣政府無論怎麼罵，總統如何宣稱拚經濟，經發會找了全國經濟領袖開了一個月的會，兩個月過去了，九一一過去了，左等又等就是等無人。不論文章怎麼寫、電視話怎麼說、廣播節目裡甚至氣到罵人是王八蛋、罵到被旁人警告沒教養，咦，王八蛋還是無動於衷。 觀眾席坐久了，屁股也痛了，想想是否該走上舞台演戲。但才走在台階上，還真已有點兒害怕後悔。我常常回想自己四十三歲，就這麼一直做媒體工作，久了，或許會有點兒不大不小地累積些成就，但相較於那些可以在媒體裡怡然自得的朋友，我與他們或許真有些生命價值的不同吧！ 不知道該說是荒唐、是錯亂、還是熱情，我彷彿是個不存在的騎士，常常沒緣由地把自己切成兩半。荒涼戰場上，當每個士兵已成了傷兵倒在血泊中，我自己卻往往穿著白色的羽毛，準備出征；然而到了一場豪華的宴會，我卻總想著離行百步，與豪華的劍客們道別。 在任何戲裡，我總演著突兀的角色，和世間擦肩而過。許多媒體工作朋友眼中，我的影響力甚至已到了使用「霸權」，甚至「黑道」二字來批評或定位。奇怪的是，在我心底深處，總還是在寫完商周專欄後，筆一扔地感嘆：「狗吠火車、沒路用啦！」、「錢賺太多，心不安啦！」 我曾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對政治的了解遠超過一般媒體工作者，知道每天眼中關於各政黨與政府機構的報導內容，十之八九流於過度表面，甚至有錯誤的情形。天天依賴二手傳播，做出自以為偉大的評論，能覺得驕傲嗎？罵人真容易，又可以賺很多錢，即使自己第四權扮演得真好，又真覺得心安嗎？ 三個月前參加「二一○○」，在台上依慣例左罵政府一句、右批阿扁兩句，下台時有個太太攔住我：「陳小姐，我給妳跪，妳不要只顧自己的事業，來救救我們呀！」當時我慚愧地想哭。 我的好朋友裡勸我重回政壇的人說：「台灣這個時刻需要像你們這種人，不想搞政治，可是很會搞政治。」說來諷刺，我這樣一個無法歸類的人，竟然在這樣一個無法歸類的國家、無法歸類的社會與無法歸類的錯誤中，成為部分眾人期待的騎士。 《商業周刊》專欄每寫一年，就會有出版社想為我集結出書。拿在手中一篇篇看著，還真令人吃驚！記得去年卜大中在序裡寫到：「這女人罵八卦掃人興，講全球化何必談呢？」李敖說我整天活在台灣這彈丸之地，不該討論政治，應該多寫像虛擬人生那樣的文章。一年下來，我非但沒有進步，反而政治寫得更多，憲政討論尤其多，女性議題只剩下一、兩篇。相較於去年那本《陳文茜的虛擬人生》，最大的特色正好呈現了四十三歲的我和不知年齡的台灣社會，共同擁有的時而沮喪、時而憤怒、時而痛心、時而思枯腸竭與時而苦中含笑地悲涼老去。 有時我常想，每日這樣叫囂，究竟能改變生命裡多少東西？今年中秋的夜晚，竟發現星空其實和往常一樣井然有序，不論北斗七星還是月娘的位置，一切都還是照規矩來。夜裡的台北，無論人們政治上的憤怒如何，星空仍是寂靜如昔。在這裡的我們，當夜看著滿空之星，痛快打鼾，心滿意足，終於在某個夜裡，成了正常人，入睡了。 現在我這位觀眾，似乎又走到了入戲的門口，大門一推，舞台一跳，也不曉得下個等著自己的戲碼會是什麼？有多少亂棒等著打死我這個無法歸類的騎士啊？ 恐怕唯一能確定的，就是入了一段戲的我，沒過多久，應該會再走回觀眾席。 多麼錯亂的人生！多麼一個不存在的騎士！只好在夜晚，囈語著羅智成的〈夢中城市〉： 城不大 但很顯著 乘熱汽球的話 越過森林、沼澤、 黑暗時代和 剛卸下驟雨的零碎雲層 就看見了 …… 我一直在此生活、創作 並貢獻我的生活態度與作品 給本城的文明 我知道 這裡必將有一條街道以我命名 我必須以更豐盛的典故來經營 這樣的可能性 這是我夢中的城市 正沿著我熱切的視線擴建 一旁傾聽的妳 隨時可以進來 讓我們相愛、 生活、創作 繼續未竟的文藝復興 （李瑞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