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藉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張愛玲 訊息浩瀚的世界裡，我們都是都市文化下的人，像張愛玲說的，生活體驗往往是第二輪，藉助於人為的戲劇，走完人生。張愛玲所談的，只是布希亞定義的人生擬像，她沒進一步推論多數人們的認知世界，多半只是看到海的圖畫，就已決定搬到海邊，等真見了海，才發現不適人居。我們的生活體驗不只是第二輪，還常常是一種悲劇性的認識，因為當我們穿透夢幻、泡影認知到真相時，已經注定悲劇的來臨。 李登輝身邊重要的幕僚學者劉泰英，日前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李系人馬考慮重組代表主流民意的政黨」，雖然隨後他聲明這純屬個人意見，但劉泰英在台灣政壇上，即使說錯很多話，卻從未說過謊話，他和政壇上其他人說話的差異，不在語言本身的真實性，而是語言的時機，也就是不當時刻說出不該說的真話。 當選以來，陳水扁對李登輝及舊有李系人馬的特殊幻想與依戀，一直是扁政府政治操作的核心概念。陳水扁希望依賴李登輝，進而分裂國民黨，穩定民進黨政局，是當選後迄今九個月一直綿延不斷的政治設計。 以當選票數而言，陳水扁是一位少數總統，他上台後更以少數總統進而組成行政權上的少數政府，這在其他民主憲政國家中極為少見。民主憲政的設計中，無論任何體制，國會永遠是重要的概念，因此無論以總統或總理為核心的國家機器，如何在國會中組成穩定多數，都是政治領導者的首要政治工作。政治學者統計，多數黨或聯合政府的形態，歐洲各國憲政史上約占七○％，只有不到三成會以少數政府方式運作。 但這些少數政府與台灣少數政府，極為不同。一般少數政府所以形成，通常存在執政黨邀請在野黨組閣的前提，在野黨因政治利害不願參與內閣運作，但願透過政策合作交換，在國會支持執政黨，也就是即使執政黨在行政權看似少數政府，立法權的國會仍為穩定多數；但台灣所形成的少數政府，行政與立法均為少數，在歷史上少之又少，即使有，也非常短命，且政局極不穩定。 新政府或許財經專業不夠，政治專業應該不缺。總統身邊幕僚不乏政治學博士、碩士，有留洋的、有土製的，以常理推斷，他們應該會告訴總統上述道理。但總統仍拒絕與在野黨合作，除了權力的誘惑外，理性上的合理化估算是什麼？ 觀察阿扁總統當選迄今，似乎整個政治架構理性化機制依賴的都是李登輝與其身邊的人。李登輝今天的政治勢力仍有二：一部分在政治菁英，一部分在台灣社會。以政治菁英部分而言，李登輝前總統在國會所能掌握的席次，粗略估算頂多二十席，但這二十席立委過去在國民黨內，對李登輝和連戰是同時雙重效忠的。李登輝即使淡出權力圈子，並不表示他們與連戰人馬有重大衝突，連戰上台後，對李系立委的尊重，相當程度也鞏固他們對國民黨的效忠。尤其陳總統與民進黨無法在行政資源與黨的提名上，給予這群人政治前途保障，且即使將之納入民進黨系統，可能也是票源重疊，與既有民進黨立委產生排擠效應。故至少就政治菁英的立委部分，李登輝無法移交陳水扁太多政治利益。 在行政機構菁英中，包括國安會秘書長莊銘曜、副秘書長張榮豐、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財政部長顏慶章、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經建會主委陳博志等人，算是李登輝留給新政府的最大資產，使新政府不致倉皇上台，欠缺執政經驗，政局一片混亂。不過，李登輝能給陳水扁的，若只剩政府部門若干位子，是無法解決台灣政治危機中缺乏穩定中央政府的核心問題。劉泰英的想法或許出於善意，但卻是超越符旨的創意。政治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曾提出對合法性（legitimacy）定義，即政治菁英中的相互妥協。台灣綜合研究院聰明的劉院長，提出重組政黨，最終還是要回歸國會的概念，能為民進黨增加多少席次，以人頭算著才了事，像落入蜘蛛網，新政府與李登輝聲望再高還是逃不掉國會席次這一關。 我稱劉院長想法是「超越符旨」，因為「主流聯盟」以象徵意義、符號概念來講，其衝擊非常大；以國會席次作為實質計算時，最終改變政治權力槓桿的意義卻很小。 陳水扁期待藉助李登輝前總統或李系人馬的力量，逃避其應面對的少數政府困境，我認為是典型的伊蕾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一種對父親、對舊有前總統和國民黨前黨主席的迷戀，造成了政治計算中的擬像與虛像，未必可以解決問題。 不過，即使重組政黨對穩定台灣中央政府的立即幫助不大，但由於李前總統對台灣社會的特殊影響力，其可能形成的社會悲劇卻不容忽視。新興民主國家中，台灣值得欣慰的，除了沒有經過軍事政變、重大流血衝突外，便是政黨政治相對穩定性。相較南韓的政治發展，台灣從一九八六年開放黨禁以來，政黨政治的重要衝擊只有兩次，一次是新黨的組成，一次是總統大選中連宋分裂間接促成親民黨的成立，總共十四年的時間，只有兩次政黨分裂。至於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脫離民進黨，只是個人實踐理念的出走，幾乎沒有帶走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及主要幕僚，基於利害都還留在民進黨內。 後期媒體政治雖大幅崛起，使政黨功能下降，個人的偶像崇拜成為政治的既定主題，但歷史積累下的政黨還是有能力牽制偶像，因此我們看到陳水扁最後不得不與民進黨黨機器做適度妥協，組成九人小組。 相對北方的南韓，民主運動發展比台灣更早、更快，但民主化過程，最失敗的是政黨政治全盤瓦解。政黨只是臨時利害的組成，沒有理念、沒有長期政策、只有個人和地域主義。金大中在哪個黨，他的信徒就在哪個黨；金大中離開，信徒就跟著離開。所以南韓的執政黨叫什麼名字，很少政治分析家可以背得出來，因為它時時在變換政黨組合。 李系人馬此刻若從國民黨脫離，與陳水扁等人無論是以合組政黨或結盟形成同一政治勢力，其結果只會更鞏固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偶像政治，進一步打亂政黨政治，而台灣未來政治不過是扁、宋、李、連四大俱樂部。我曾說民進黨發展至後期，已經沒有黨所謂的重要理念與政策，黨儼然是大型扁迷俱樂部。扁、宋、李、連的趨勢若持續發展，台灣將無政黨，只有四大俱樂部，而所謂政黨重組，不過是俱樂部間的會員交換。 民主憲政國家以政黨做為重要機制，因為透過政黨對一群人有效的凝聚，協商才能建立，政治才能趨於穩定。像Charles Tilly對合法性（legitimacy）的定義，政治菁英的妥協協商，如果沒有透過政黨方式，只是個人利害的不斷交換，這種政治很難稱為民主，民粹主義會更強，政治結盟非常脆弱，政治利害只剩下俱樂部偶像間的好處是否談妥，民主政治將不再是人民的政治，而是全國三、四個政治菁英的權力算盤。 政黨重組的另一個更大的悲劇，是隱然的族群結構。陳水扁在當選後極度依賴李登輝，除了政治現實利害上，有其超越符旨的伊蕾克特拉情結，幫助他心理上對抗在野國會的包圍，另一個是他對下屆競選的利害估算。如果阿扁總統對國會現況算是低估，對競選的估算卻是精確而狠準。李登輝加上陳水扁的共同象徵，用坊間一句話「台灣人出頭天」，背後所隱含的族群圖像，更鞏固了陳水扁在台灣政治中的東方不敗地位，尤其值得重視。二人一旦形成結盟，台灣族群結構的裂痕會更明顯，政黨以族群做為動員對象的藩籬，將無法透過歷史演進逐漸拔除，反而更強化。 阿扁總統的團隊會說，宋先生是外省人，連先生雖然是本省人，但身邊包括妻子全都是外省幕僚。台灣從一九九五年以來，不斷進行的族群和解工作將完全功虧一簣，族群議題隨著全球化不但未消失，反而更加強，最後甚至表現在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企業出走等與政治原無相涉的經濟行為上。 對台灣，這會是個悲劇的開始。 回到張愛玲，都市人的生活體驗是第二輪的，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才看見海。兩位總統先後位居國家中心，真得逼著人們，看到悲劇後，才體會悲劇的來臨？ （李瑞玉整理）